对我用私有化应对环境问题的说法， bearxy39说 ： 并不是来不来得及的问题，这个想法不具有普遍的操作性啊~！ 把森林换成鲸，缺点会更明显（全世界达成了保护鲸的协议，但日本人就是乱杀），私有化能保护鲸么？怎样把鲸都私有化呢？还有，怎么分才合理呢？平均分还是用钱买？想着想着，就牵出一大串问题，甚至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难道避免公地悲剧的解决放案是消灭公地？公地能否被消灭？公地是否应该被消灭？如何消灭公地？消灭公地后会有副作用么？不懂不懂不懂……按照经济学的说法，好像政府存在的必要性之一就是公地无法消灭。 nkpoper说： 鲸鱼当然没办法私有化，这种到处跑的动物，又不可能有人跟着，怎么私有化？ bearxy39说的很好，解决方案就是消灭公地，消灭的办法就是把权利界定到个人，也就是产权拟制和私有化；那么，如此一来，政府还要来干嘛？说得好，为啥非要政府呢？呵呵 不过，bearxy39对产权的理解还浅了一点，如果你深入考察会发现，财产权的根本，不在于对物的占有，而是对他人行为的合法排除，物的状态、甚至有没有物，并非关键，这一点，请参考我的旧文《 钓鱼的故事：所有权的另一种解读 》。 把我的观点运用到鲸的问题上，相应的财产权不是“对鲸个体的占有”，而是对“鲸这个物种之存续状态”的占有，其含义可以有两种： 1）某人若拥有该项产权，他便有权阻止任何危害到鲸物种存续的行为； 2）某人若拥有该项产权，他便具有排他的权利，可以做任何可能危及鲸物种之存续状态的事。 你很容易发现，这两种含义其实是完全等价的，即：识别出一类行为，赋予某人排他性权利，只有他能实施这些行为；如果别人实施了这些行为，就是对他的侵权，他有权为此索取补偿；这个补偿，或者自己动手去夺取，这叫自力救济，或者他去诉讼，这叫司法救济；其他人如果非要实施这些行为，可以用条件跟他交换，比如付钱，让他有条件解除行为限制，这叫交易，所谓财产权，不过如此。 回到鲸的问题，法官可以把“排除他人危及鲸物种存续的行为”这一权利赋予某人，比如国际鲸委员会，这样，日本渔民（或任何其他人）要捕鲸可以，自己去找委员会谈判交易；法官也可以把“独占的危及鲸物种存续的行为”这一权利（如上所述，其实与前一种是一个东西）赋予某人，比如日本捕鲸协会，如此一来，国际鲸委员会（或任何其他人）要保护鲸免遭灭绝，可以，自己去找日本捕鲸协会谈判交易即可，如果他们筹不到足够的钱来买下这份权利，那不过是表明了希望鲸种存续的人不够多，或愿望不够强烈，或太穷，或这些人只是嘴上喊得响，腰包却捂的紧。 如科斯所指出，若不考虑交易费用，将上述权利界定给鲸委员会，还是捕鲸协会，对最终鲸种的命运无影响，那么考虑交易费用会如何呢？未知，有待研究。 将鲸种产权界定给哪一方，在经济学上或许无关紧要，但在法学上却有关紧要，一项新权利，从模糊到明确，如何界定，界定给谁，应遵循某些一般性的法则，否则容易打起来，各方都可能质疑：凭啥？。 那么有些什么一般性法则呢？首要的是传统，或者如伯克所说的长久性，如果某些事情，我和我的祖辈重复做了几百上千年了，突然不让我做了，我就有了“合理的愤怒”，当然，在你看来，我这种行为在以前是无害的，而现在，许多人认识到捕鲸危及了鲸种的存续，而鲸种灭绝将是对他们的极大伤害（无论是感情的或者其他的总之是伤害），这一抱怨当然也能成立，但无论如何，你的受伤感是新来的，而我的捕鲸传统是古老的。 从这个角度，我倾向于将此项排他权赋予传统捕鲸社区的传统捕鲸渔民，当然，如果有人从其他法理原则上阐明另一种界定方法，请他说明，我持开放态度。但无论如何，权利应被界定，而且应界定为财产权：比如，法官可以要求主张该项权利的渔民提交显示他们过去50年捕鲸范围、种类和数量的证据，然后依此范围种类数量界定其权利，而将除此之外的捕鲸行为排除权赋予鲸委员会——该法人社团的设立宗旨确保了其自己不会捕鲸；此后，鲸种保护者不妨向渔民或他们的代理组织逐步收购其捕鲸配额，来满足他们的需求；若他们拿到证据显示渔民越过配额，可以提出侵权诉讼。 或许有人会问，若将捕鲸排他权赋予一家（比如日本捕鲸协会），他便处于垄断地位，会不会漫天要价？答：现有方式是将排他权赋予政府或联合国某机构，这是绝对垄断，只有赋予私人才可能实现竞争性的分立产权，这正是私有化的好处所在，至于捕鲸权是否可分割为分立产权，取决于其所界定的对象是否可分割，按上述配额方式，是可分割的。 环境和动物保护者需要认清一点：他们对物种免遭灭绝的愿望，也是人类需求之一种，与日本渔民捕鲸的需求相比，听起来或许更高尚，但在法律上并不更正当；法律从未保证：高尚而美好的愿望就必须得到满足；而在人类社会，当不同需求之间的发生冲突时，迄今唯一能和平解决的方案，便是法律保障下的权利和财产权。 那么空气呢？我觉得我在这里说的话完全适用于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