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折射出的身份焦虑

辉格

2012年6月12日

每年高考，家长好像都比孩子更紧张，而且表现的一年比一年夸张，拥挤在大门口守候已是稀松平常，为调整状态提前一两个月到宾馆开“备考房”，全家出动当保镖护卫孩子赴考场，迟到了跪求门卫，甚至对附近马路实施“交通管制”，“我们家孩子今天高考”俨然已成为要求邻居和市民给予特权待遇的响亮理由。

有人说，家长对高考如此紧张，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上升通道狭窄，且多半已被特权阶层垄断，留给普通大众的进身之阶只有高考这座独木桥了，而且，诸多个人发展机会中，唯有高考算是机会较均等、程序较公平的；这一看法抓住了高考的社会功能，和古代科举制一样，高考确实是保持社会流动性的一条相对公平的上升通道。

但这并未解释为何人们会如此紧张，通道的狭窄、机会的渺茫，未必是紧张和焦虑的理由；80年代的社会流动性更差，当时所有人都被牢牢束缚在计划体制和户籍制度中，改变职业、经商创业、从农村迁居城市、移民出国，几乎没有可能，高考是普通人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况且，当时的高考录取率比现在低得多，这座独木桥远比现在拥挤，但那时考生的父母却没现在这么紧张。

其实，假如改变命运的机会过于渺茫，考中进士就像彩票中头奖，人们反倒会将之视为可遇而不可求的幸运，不会太为它而操心和焦虑；假如你所在社区中隔好几年才有一个幸运儿出人头地，你多半不会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相反，假如从小与你玩泥巴的孩子现在一个个都出息了，发达了，有头有脸了，宝马别墅了，你才会觉得很紧张。

所以，如今社会普遍存在的紧张和焦虑，恰恰是过去二三十年社会流动性剧增的结果，原本僵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瓦解了，动荡之中，人们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社会定位，此时机会之门似乎都开放着，全看谁更眼明手快、身手敏捷、拼抢积极了。

这情形让人想起维多利亚时代，中世纪西欧封建制度下，等级森严，社会流动性很低，平民们反倒安于自己的地位和命运，工业革命后，各种新职业新阶层迅猛崛起，新贵大量涌现，原有等级结构再难维系，此时人人都在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焦虑。

旧贵族要标榜他们的古老荣耀，新贵要证明自己配得上刚刚挤进去的那个上流社会，中产阶级也努力成为合格的绅士淑女，这一集体焦虑最终推动形成了严谨、刻板、还时常有些虚荣和伪善的“维多利亚道德”的社会规范，这在当时的文学特别是狄更斯的作品中，被刻画的淋漓尽致。

无论你喜不喜欢，身份焦虑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它塑造着人们的价值观和消费偏好，并重新确立社会关系和交往规范；为了在一个更高的地位上立足，证明自己配得上新的身份，人们努力工作挣钱，拼命储蓄，使劲消费，正因为人们对子女未来身份要求更高，也因为他们觉得必须给孩子最好的东西才对得起自己的新身份，他们才大喊养不起孩子了，尽管收入已比老一辈增加了好多倍，而且越是高收入者喊的越响。

理解这种身份焦虑，进而观察它如何驱动人们作出反应，有助于我们看清他们的经济行为，为何一方面拼命储蓄，而在某些消费项目上却毫不迟疑的一掷千金？为何拥有一套房产如此重要？为何女性择偶如此看重物质？为何供养能力显著提高却不肯生孩子了？简单一句“虚荣心”会让你错过重要的东西，任何虚荣，仅当有关文化价值尚未确立时才是虚荣的，价值一旦确立，它就是风格、品位和传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