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沙龙

极端非理性的核电恐慌

辉格

2012年6月28日

近日，日本关西电力公司宣布其大饭核电站3号机组将于7月1日重启，这是去年3月福岛核电事故导致日本核电站陆续停运，并于今年5月全部停运以来，首座被重启的核电站；日本核电业面临国内强大反核势力的阻挠所跨出的这小小一步，或许会为其它五十多座反应堆在检修整顿后重启开辟道路，走出目前的电力紧缺困境，也避免重回化石燃料老路。

不过从全球范围看，福岛事故对核电业的打击仍是巨大的，其影响将在未来数十年持续存在，很可能扼杀近几年刚刚崭露苗头的核电复兴势头；在欧洲，反核派显然已加强了其统治地位，德国人对福岛事故的恐慌似乎比日本人更强烈，原本已经推迟并有望逆转的无核化政策，在事故后被迅速提前实施，确立了2022年实现无核化的方案。

对核电的恐惧是极度非理性的，在人类对陌生事物的种种非理性恐惧中，这或许是最极端也最荒唐的一种；从总体历史表现看，核电是非常安全的能源生产方式，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唯一造成了人员死亡的只有切尔诺贝利，直接死亡人数相当于一次中等煤矿事故，因增加甲状腺癌而导致的间接死亡人数相当于一个中型煤矿的同期死亡数，排名前几位的其他核电事故，如福岛和三哩岛，不仅无人死亡，甚至没有任何可证实的健康伤害。

相比之下，煤矿、油田、火力发电厂、水坝的死亡率比核电站高得多，给周围环境和居民带来的污染也大得多；然而，一座核电站给周边居民和所在国民带来的恐慌，却远远高于其他能源电力设施，比如水坝，常被渲染的既安全而清洁，其实相当危险，导致数十上百人死亡的垮坝事故时有发生，但居住在水坝下游的居民却远比距离核电站上千公里的反核分子更坦然。

从个体反应看，核电恐慌很好的印证了行为经济学家的损失厌恶（lost aversion）理论，由于核电是新事物，未被人们视为生活的当然组成部分，因而放弃核电虽然代价高昂，却不被计入损失，而它带来的风险即便再小，也被计入了损失；与之对照的是触电风险，美国每年有1200多人触电身亡，许多事故原本可以很低的代价加以防范和避免，但因为人们已将供电系统视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触电风险远远高于核电，却并未引起多少关注。

然而，仅从个体反应很难理解核电所面临的狂热阻挠，因为煤炭、石油、水电站、火电厂、电网，还有电力本身，曾经也都是新事物，为何都能克服障碍发展起来，并为人们所习惯和接受？假如世人曾以对待核电的态度对待工业革命以来的种种新能源技术，用同样的安全标准苛求它们，那我们今天大概仍在烧木柴；正是这种异乎寻常的苛求耗尽了核电原本巨大的成本优势，否则，高成本的火电水电几十年前就已被完全取代了。

或许正是因为核电太神奇太高效了，以至被视为怪物，加上绿色和平之类的环境破坏组织多年来坚持不懈、不遗余力的渲染摸黑，世人对核电的抵触才远强于其他新技术；核电站的规模和集中性也为个人抵触汇集为社会集体抵制提供了便利，假如幻想中的核电风险像小型柴油发电机、家用燃气灶、插座那样高度分散，同样的风险就不会成为社会焦点了。

另一个更隐秘但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核电工业的产业链太短，劳动密集度也太低，分布又太集中，这样，该产业所卷入的人数、涉及的利益团体数量和规模、在政治利益格局中的渗透度，都远远不及传统能源工业，投资一个核电站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和下游商机都很有限，因而关闭一个核电站所遭遇的政治阻力，也远小于关闭一个拥有上万工人和强大工会的煤矿，这样，它们就很容易在面临舆论压力是被政客抛出了成为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