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枪权的制度意义

辉格

2012年7月27日

上周末造成12死58伤的丹佛枪击案，又引发了人们对美国的枪支管理和持枪权问题的讨论，不过这次或许是选战正酣的缘故，两党候选人都声明不主张通过新立法强化枪支控制，虽然罗姆尼此前曾表示赞同此类立法，这大概也反映了美国选民对持枪权的执着，政治家轻易不敢得罪。

当代关于持枪权的争议，多半围绕着它对个人的防卫价值展开，枪支是否真的能帮助个人捍卫其人身和财产权利？能有效震慑罪犯？学术研究也多以此为主题；然而在早先，人们为持枪权辩护时更多提到的，则是用它来组织民兵，保卫自由和防范暴政，从第二修正案的字面看，立法的本意显然也更多在于此，那么在当今条件下，持枪权在美国究竟还有没有政治和制度意义？真的能起到对抗政府权力无限扩张的作用吗？

在反对者看来，个人和组织松散、缺乏训练的民兵手持轻武器去对抗拥有大炮坦克甚至核武器的现代军队，这种念头是十分可笑的，所以对持枪权的制度意义，他们甚至懒得理睬；不幸的是，这种看似毋庸置疑的看法，其实是浅薄的，政府权力的扩张和个人权利的捍卫，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以各种具体而微的方式发生，权利是被权力逐步分散蚕食的，并不会从一开始就发生大炮与手枪的对抗。

假如个人缺乏有效的自卫手段，就必须仰赖政府治安机构的保护，他选择居住地的能力便受到了限制，只能在已经建立警察局的地方生活，而无法像许多美国人那样，在遥远荒僻的地方建立他们的自治社区；一个开放社会的价值观是多元的，总有些人会拒斥主流文化，或者希望远离都市喧嚣，去寻找自己的乐土和所向往的生活方式，但如果没有持枪权，这么做的难度就很大。

权力对自由的侵蚀常会以各种暧昧的面目出现，而很少以秘密警察半夜敲门把无辜者拉去枪毙的方式发生；它可能表现为执法机构对权贵的袒护，在弱者受前者欺凌时拒绝提供保护，此时，假如弱者有枪，局面就大不一样；权力的滥用也可能以代理人的方式进行，当他们需要使用些见不得人的手段时，常会伪装为平民暴徒。

比如我们所熟悉的暴力拆迁，夜间突袭很少让正规执法者出手，而是雇佣流氓；在执行各种缺少合法性、执行者自己也觉得心虚的规章条令时，雇佣代理人和“临时工”是常见手法，一旦事情闹得不可收拾，遭遇舆论抗议谴责，当局就会抛出代理人做替罪羊，这种时候，持枪权就是有效对抗手段，因为既然执行当局政策的人不是合法正规的执法者，个人武力对抗其强制措施便是合法自卫。

而且，个人自由所面临的权力侵蚀，并不总是来自中央政府，或得到后者支持，相反，假如个人缺乏对抗手段，这种侵蚀将更多的来自日常接触更频密的地方政府，而我们知道，像乡镇一级的基层地方政府并不拥有现代军队那样的武力，若得不到更高级政府支持，公民自发组建的民兵组织完全有能力与之对抗，如果地方政府的政策很不得人心，也拿不上台面，那就得不到上级政府支持。

关于民兵组织如何影响地方政治，对抗政府干预，生物学家贾瑞德·戴蒙德在《崩溃》一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90年代发生在蒙大拿州拉法利县的真实案例，当时一位县政府官员召集了一个公共会议讨论土地问题，提议要对土地用途进行规划和管制，结果由当地土地主组成的民兵组织持枪进入会场，阻止会议继续，在他们看来，由政府对私人土地的用途进行统一规划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是对私人财产权的赤裸裸践踏，想都别想。

美国人在面对国家权力时所表现出的自信和自尊是十分罕见，他们所拥有的深厚社区自治传统也在抵御权力向私人生活全面渗透上起了关键作用，这些都离不开他们自我防卫的能力，而持枪权正是这一能力的基础和象征；面对权力的侵蚀和蚕食，必须在它初露苗头时便予以反击，所谓防微杜渐，正是一步步的容忍退让和逆来顺受，才会最终导致秘密警察半夜敲门的恐怖局面，也才会将矛盾和怨恨压制堆积到必须用机关枪和坦克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