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原文较长，受纸媒篇幅所限，拆成两篇，这是上篇，最后几节提到的问题将在下篇中展开讨论。） 制药业需要经历一次大清洗 辉格

2012年4月24日

毒胶囊事件再次震惊了国人，许多消费者都吓得不敢吃药了，值得留意的是，该事件与三聚氰胺如出一辙：都是大面积发生，被媒体怀疑的九家全部得到证实，受检的42批次检出了23批，并且都是大幅度超标，多数超标了数十倍，最高达70多倍；这还只是第一批检验结果，随着调查深入，恐怕会有更多企业被揭露。

如此大面积和大幅度的超标，显然不是漏检的结果，也无法归诸意外、随机因素，或者管理疏忽，和三聚氰胺一样，它们都是故意被“漏”过的，这些企业在明知存在其他可靠来源的情况下，为了省钱，故意选择了不合格来源；更恶劣的是，牛奶企业至少还有一个辩解的理由：分散奶农的质量很难逐一监控，可是药用明胶的生产却早已实现规模化了，质量可靠的规模化产能已经能够满足胶囊所需。

三聚氰胺事件固然可恶可悲，但它总算也给市场带来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奶企们多少做出了些改变，规模化牧场也在兴起，那些经受住考验的企业声誉有了提高，消费者变得对质量更敏感、也愿意为此支付溢价了，新西兰的优质品牌奶粉受到热捧，这些都是市场走向成熟的迹象；可是，我们不知道制药业在这次事件后会发生什么变化，至少从它们过去一周的反应中还看不出变化的迹象，好像这不是一次大地震似的。

实际上，制药业出现这样的丑闻是有迹可寻的，该行业的种种条件，都不利于建立品牌信誉，因而缺乏在质量和安全上做出改进的激励；首先是生产极度分散，十年前，国内还有7000多家制药厂，近年来虽经历了大量重组合并，仍有3500多家，前十大药企的市场份额只有百分之十几，无论与欧美药品市场还是国内其他消费品市场相比，集中度都非常低。

这种局面下很难指望由品牌提供质量激励，因为面对如此多厂商和品牌，消费者无法形成品牌认知，在选择产品时（即便他们有机会选择）难以将品牌纳入考虑，这样，市场竞争实际上处于无品牌状态，大家都是白牌；相比之下，奶业和其它一些饮料、食品和日用品的品牌作用要强得多，消费者很清楚自己选的是什么品牌，也知道有哪些候选者可供比较。

另一个阻断质量激励的因素是当前医疗体制的医药不分、以药养医模式，尽管处方上只有通用名，可当病人拿着处方去药房拿药时，是没有机会选择品牌的，这一选择医院已经替他做了，然而，医院是否有足够激励去控制药品质量，是大为可疑的，特别是通常具有地域垄断性、缺乏竞争的国有医院。

其实，对于食品和日用品的质量，商场也在为消费者提供质量筛选，不同的是，消费品零售市场存在激烈竞争，而且大型连锁超市本身拥有品牌，因而提供了另一道辅助的质量激励机制，而对于药品，由于上面提到的两个原因，这两道关都靠不住了，只有那些经药店销售的非处方药和慢性病人长期服用的药物，品牌认知才可能起了一些作用。

目前这种高度分散状态，是改革初期诸侯经济的遗迹，随着药品市场的繁荣，地方政府纷纷投资，遍地开花，类似的现象一度广泛存在于热门消费品产业，比如家电、日化和烟草；直到90年代中期，因国企普遍陷入困境，开始了全面市场化和国退民进改革，此后许多产业都已改变局面。

目前仍处于这种局面的产业已不是很多，其中最典型的大概是烟草业了，几乎每个省都有自己的一批烟草企业，而且每家都拥有一整套从低档到高档的完整系列品牌，堪称举世罕见的一大奇观；这一奇观绝非市场自发演变的结果，而是严格的准入管制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经典产物，所以，准入管制同样严厉的制药业，出现类似格局就不奇怪了。

不过，烟草业的遍地开花和厂商林立倒并不影响消费者形成品牌认知，因为香烟属于长期高频率重复消费的商品，加上地方保护主义导致很强的品牌地方性，消费者有充足的机会和信息来了解各品牌，也很容易形成自己的习惯，所以尽管集中度很低，品牌激励仍可起作用；药品就不同了，除了慢性病的常服药，大部分药品对消费者都是陌生的，无从鉴别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