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中有些句子容易被误解和歪曲，请注意我的措辞，稍有改动或增添，意思可能大不一样） 为什么资本家会反对资本主义？ 辉格

2012年3月7日

关于市场制度的种种争议中，一个有趣的场景是，许多坐在书斋里的经济学家都在不遗余力的为市场制度辩护，反倒是不少在市场中如鱼得水、依靠市场取得了巨大个人成就的资本家，却常常从整体和根本上（而不只是某些细节上）指责和攻击市场制度。

比如最近，杰里米·格兰瑟姆（[[Jeremy Grantham]]）这位管理着全球最大基金之一[[GMO]]的大资本家，在 其致投资者的信 中，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内在的自我毁灭倾向，因而必须由政府干预来预防和矫正，否则危机和崩溃难以避免；这种说法并不新鲜，不过是马克思观点的凯恩斯版本，多年来，末日博士鲁比尼（[[Nouriel Roubini]]）、投机大鳄索罗斯（[[George Soros]]），都在不断宣扬这些观点。

对于反对市场制度，尤其是反对现有货币、资本和金融制度的人来说，大资本家们的言论是个有力的佐证：连市场制度的顶级参与者都说它不好，还能有假？难道书斋里的经济学家比他们更了解真相？确实，这种说法看上去很诱人，但假如我们仔细推敲一下便会发现，这种说服力只是直觉上的，而直觉并不总是靠得住的。

特别是在社会和市场这样的复杂系统上，特别是在制度这样的复杂问题上，个体经验和直觉多半靠不住，即便是参与范围最广泛、经验最丰富的参与者；在类似的复杂系统中，个体的成功经历充其量只能证明，他在如何取得个人成功上可能拥有一些正确的知识，而丝毫不能证明他对整个系统的运行原理拥有任何可靠的知识。

这一点即便在不那么复杂的系统中同样成立，比如一个顶级球员未必是个好教练，更未必是个合格的足联规则委员会主席，这三者所需要的恰当知识，不在同一层次上；然而在公众的讨论和评价氛围中，却总是有一种以个人成就为取信标准的倾向，该倾向不仅存在于公共话题中，在关于职业、经营、投资、修养、乃至价值观的种种话题中，都可见到它的影子，其最集中表现，便是近年来日益兴旺的成功学。

成功学的基本假定是：每项成功经历背后，都隐藏着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探索和学习；如果“有价值的东西”仅仅是指有助于获得成功的经验或启示，那自然没问题，可实际上，许多人将之等同于“关于世界的正确知识”，那就错了；首先，成功不必以拥有正确知识为前提，其次也更重要的是：许多成功的必要前提恰恰是拥有错误的知识！

最简单的例子是彩票，许多热衷于买彩票的人，其热情都来自对中奖概率的错误知识，错误的认为按某种方法选择号码会提高自己的中奖率，进而认为自己的预期收益率高于零，而拥有正确知识的人，预期收益率总是负的，因为总奖额总是小于销售额，所以对于后者，仅当其风险偏好很高时，才会买彩票，这样，在全部中奖者中，拥有错误知识者的比例，必定高于普遍水平。

彩票只是个极端案例，但其所揭示的原理适用于许多高风险行业，在这些行业中，脱颖而出的成功者，更可能是那些对许多风险十分无知的人，越是辉煌而不可思议的成功，所对应的风险无知者比例越高，英特尔前总裁格鲁夫（[[Andrew Grove]]）的名言很好的抓住了这一点：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当然，风险无知在成就极少数成功者的同时，也让大批人获得了负收益，所以尽管前者在传播学上具有压倒性的影响，但至少对于客观的探究者，用统计手段还是可以识别出错误知识的负面价值的，这没错，然而，还有另一类错误知识，它对成功的正面影响甚至在整体上都不会消除，因而其正确性完全不能用成功来衡量。

比如，我错误的认为，我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全知的上帝看到，而他会因我的恶行而惩罚我的子孙，于是我小心谨守道德规范，善待邻居，从不欺诈客户，并因此而成为一名信誉卓著的成功商人；显然，上述错误知识在我的成功中起了关键作用，但它仍是错误的，并且这一错误不可能从对成败的观察与统计中被识别出来。

实际上，从成功这样的功利性目标出发，人们有充分的理由保留某些错误知识，这是因为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在许多情况下，从正确知识得出有利行动的逻辑链无法在此认知局限之内建立，因为该逻辑链所涉及的知识极度庞大，个人难以获得，或其中逻辑结构高度复杂，人脑难以处理，此时，假如一个简单却错误的知识能以简洁的多的逻辑链导出同样的有利行动，它就是“值得”被保留的。

当然，这个“值得”是基于个体功利性，而当我们以求真的姿态来考察社会这个复杂系统的运行机制，试图回答市场制度是否具有内在自我毁灭倾向之类的问题时，这些对个体成功有利的知识，假如已被更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证明是错误的，自然要加以摈弃，不能仅仅因为它出自成功人士之口便甘之如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