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沙龙

（按：此为70亿人口日两篇纪念专文之二，理论背景见 第一篇 ） 人口压力正在消失吗？ 辉格

2011年10月21日

2004年，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人口司公布了一份世界人口长期展望报告，这份目光远至2300年的报告为未来人口趋势提出了高中低三种预测，其中中低两种展望都预期世界人口将在达到95亿之前开始下降，而高展望则认为增长趋势不会得到遏制；现在，世界人口在今年末或明年初才达到70亿这一事实，似乎让中展望显得更可信了。

对于人口压力终将消失的乐观看法，现实中不乏支持的证据，在已经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现代转型的发达地区，生育率已普遍降至替代水平附近，有些地区甚至远低于替代水平，而各新兴地区的经历似乎也表明，经济增长、社会转型和生活方式现代化，总是伴随着生育文化和人口趋势的变迁。

所以，一些持朴素历史决定论的人纷纷断言，人口压力已不是问题，亚洲非洲所残留的人口问题，仅仅是因为那些地区尚未完成现代化，而那是终究会随历史潮流而完成的，因而今后的焦点将是人口结构、老龄化和医疗负担，甚至未来真正需要担忧的是能否说服人们继续生孩子；确实，他们有很多理由这么认为。

然而，仅仅由某些阶层或地区已经脱离资源极限而享有富裕生活这一事实，并不能得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摆脱了人口压力的结论，在马尔萨斯模型中，并非所有人都生活在资源极限边缘的赤贫状态，私人产权和继承制度，总是让一部分人得以通过相对于其供养能力的低生育策略而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当财产地位和优裕生活所带来的更多性机会有望补偿早先的低生育率时，该策略是可持续的，而那些没有利用这些条件来寻求补偿的策略，将终究被淘汰。

从这个角度看，发达地区脱离资源极限的事实，或许只是原先单一社会中富裕阶层脱离资源极限的一种新形式，换句话说，随着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原本在每个社会分别形成的阶层分化，某种程度上被全球化了；而这两种结构分化的根本差别在于，后者的富裕阶层很少寻求将其地位财富优势转变为遗传收益，这样一来，除了朴素历史决定论，我们就找不出什么理由来相信这种低生育文化能够长期维系，尽管眼下它还占据着上流和主导地位。

我们很难相信一个其人口不断萎缩的群体，其文化和价值观将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辩护者或许会说，即便一个社群的自然增长率是负的，但其价值吸引力可以将群体外的人口持续卷入其中，从而维持其存在甚至繁荣，但这一设想因缺乏历史经验的支持而显得过于一厢情愿，不应忘记的是，西方文化如日中天的维多利亚时代，恰恰伴随着其人口的飞速增长。

历史上，间或会出现各种禁欲主义的教派或文化潮流，将一批批出家人和独身主义者从繁衍竞争的战场上拉走，但这些群体及其文化从未对大众的生育倾向和整个社会的人口走势产生任何值得考虑的影响，相反，他们总是被视为例外和异类而处于隔绝于社会主流的边缘状态，尽管同时可能享有某种神圣地位；目前的主流低生育文化，若果真能够长期维持，其前途恐怕也只能是被边缘化为某种新型僧侣文化，或许继续受尊崇，却不再对社会总的人口形势有所影响。

重要的是，对于人口这样以二三十年为单位的代际更替为变化节奏的系统，恰当的观察尺度是百年而不是十年，因而对于刚刚经历了城市化和现代转型的新兴社会，从过去二十年的趋势转变中，切不可轻易得出三十年以上的长期结论。

联合国人口专家对中国过去两次人口普查结果都大跌眼镜，并匆忙修正自己的预测，这次70亿人口日原本定在10月1日，临时被改到了月末，这表明专家们并未掌握可靠的预测模型，虽然近年的数据支持了中展望方案，但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仍然只能相信：未来百年世界人口仍将随技术进步而持续增长，穆斯林、摩门教徒、印度教和儒家传统主义者将为这一增长提供持续动力，而他们的生育文化和价值观将日益扩散而占据主流，底层人口仍将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人口规模也仍将对生态构成持续的压力。

需要指出的是，相信上述前景并不意味着我主张对人口实施国家控制，一方面，这涉及到个人固有的生育权利，同时，和马尔萨斯一样（他从未像人们误解的那样主张生育控制），我并非人口悲观主义者，相反，正如自然选择压力为整个进化史提供了动力，生命世界的秩序、结构和意义，全赖于选择压力的持续存在，人口压力也为社会进化提供了动力，社会结构与制度的维系和进化，同样有赖于人口压力的持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