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失败在哪里？

辉格

2011年9月30日

近年来，不少学者在回顾民国的文化与生活状态时，对那个时代的繁荣和优雅颇为赞许和怀念，这一怀旧情绪，在文学和影视艺术中也多有流露；无可否认，在现代教育和学术体系的建立，文学和艺术的繁荣，城市生活和商业文明的发展，文化和思想的宽容和多元化，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等等标志着一个传统社会现代化的种种方面，在那几十年中都取得了长足发展。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城市和精英阶层转向农村和社会底层，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极不协调的景象，秩序瓦解、精英逃离、盗匪横行、武人称霸，地方军阀对底层民众的压榨前所未有的酷烈；所以，尽管在物质和精神层面，我们确实看到大量现代元素的涌现，让人真切体会到一个充满了活力和机会的开放社会，但在制度层面，现代政治文明和对个人权利的普遍保障，却始终未能出现。

这样，我们就很难将辛亥革命视为一次成功变革的起点了，因为物质和技术层面上的变革，从洋务运动便已开始，而民间和私人领域的变化则从开放通商和传教那时起便持续不息，并且这一进程在晚清始终在加速，没有停顿和逆转的趋势；而在制度层面，庚子后十年中，清政府启动了多项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其中科举废除、司法西化、警察和市政现代化、地方自治模式的建立意义尤为深远；今天看来，辛亥革命更像是打断而非推动了上述新制度建设的进程。

从积极的一面看，辛亥实现了法统更替，消除了满汉民族矛盾的隐患，也抛弃了满清对传统意识形态的依赖，后者在言论和思想领域造成了空前开放宽松的氛围，导致了北洋时代的文化和学术繁荣；但法统更替也有消极的一面，由于民国政府摆脱了满清的外族特性和腐朽帝制所带来的合法性危机，因而其推动实质性制度变革的动力远弱于庚子后的清政府，除了那些表面符号之外，北洋的制度建设只是清末新政的惯性延续。

而辛亥后的另一个变化，则完全是消极的，那就是军队的私人化和地方分权向军阀割据的蜕变；中央政府对军队控制和对地方事务干预能力的弱化，始于太平天国时期地方新军的崛起，并在洋务运动中得到强化，最终在庚子东南互保中得以公开化；地方分权本来是好事，假如分权能在一个联邦的宪政框架下进行，其间能维持军队中立，便可能导向一个现代法治之下的地方自治。

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原本就需要很多机缘巧合，但辛亥之前这一格局至少还是可以指望的，那时督抚虽日益坐大，但中央权威还能加以节制，各省军队还不至于毫无顾忌的掠夺地方或赤裸裸的开打内战，但辛亥之后，军队完全走向私人化，清末新政中一度颇有气象的绅商自治模式迅速被军阀强力所压倒，在枪杆子面前，一切制度建设的争议和尝试都日益靠边站了，在民国后三分之二，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谁的拳头更硬。

现代社会之不同于形形色色传统社会的根本之处，在于司法系统为个人权利所提供的普遍保护，正是这一保护将个人从各种传统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让个人和他们所拥有资源获得充分的流动性，从而得以进入市场交易体系；而在缺乏法律保护的条件下，个人只能借助这些依附关系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他们通过经营各种社会关系，为自己编织一张安全网，才能在面临威胁时寻求到必要的庇护和帮助。

在传统中国社会，这张安全网要么经由科举和血统直接通向帝国集权官僚体系，要么先织入家族体系，再通过族内缙绅间接的依附于官僚权力体系；一个稳定社会，要么能提供现代法治下的普遍保护，要么能让其大部分成员至少有望进入某张安全网（哪怕在网络中地位卑下），否则必定有大量人口是反秩序的；在晚清，随着科举衰败并最终废除，乡绅大批迁居城市，传统庇护网络开始瓦解，而同时，无论法治还是新的庇护网络，都未能有效的建立起来。

留洋、上新学校、从军、获得某种现代技能、加入商会、进入西方教会，这些都能让个人获取某种有利的社会地位，但有能力这么做的毕竟是极少数，而且多半都在城市，难以荫及家族；而在乡村，人们发现武力才是最靠得住的，商人和土地主也组织起武装民团以求自报，然而到三四十年代，面对由现代兵器和通信工具武装起来的新式军队，民团根本不堪一击，最终，围绕地方军阀的依附网络日益浮现。

由此，比拼暴力的拳头逻辑得以确立，然而，以军事组织为骨架的庇护网络，其直接荫庇的人口比例很低，只有在各级军官相信能世世代代长期占有某块地盘时，才可能建立稳定的社会结构，就像西欧中世纪早期的封建体系那样，否则他们便缺乏激励庇护去辖区内的平民百姓，相反会采用竭泽而渔的掠夺性策略，显然，民国的军阀格局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他们很少会像西欧领主那样小心保护自己的采邑居民。

这样，民国社会尽管引入了大量现代元素，获得了城市和文化的繁荣，也为社会精英提供了无数发展机会，却既未能提供普遍的权利保护，也未能建立能将人口之大部分纳入其中新庇护网络，最终难免于被颠覆的命运，在下一场革命中，既已发育的现代元素将连同城市精英一起被彻底清除，而那些一度丧失传统庇护的底层民众，将被置于一个为他们量身定制的全新庇护网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