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民族激情的焚烧炉

辉格

2010年6月18日

世界杯所激起的巨大热情，是一个奇特的现象，自从电视普及以来，它已成为四年一度的全球盛宴，一场牵动数十亿人的神经，打破他们平静生活的漫长狂欢；仅仅用人们对体育运动的喜好，是难以解释的，事实上，投入这场狂欢的人群中，许多并不喜欢足球，平时也很少看球，甚至看不懂足球，更别说踢过足球了。

而在真正懂球的球迷眼里，或许欧洲五大联赛和冠军杯的比赛水平更高，也更好看；从专业角度讲，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相比那些有任务才临时召集起来的国家队，职业俱乐部能够跨越国界搭建最优秀的团队，有着更连贯周密的训练计划，更多的实战配合经验，更从容的状态调整空间，而国家队中，除了巴西阿根廷这样的顶级豪门之外，很难组建和调整得像冠军杯参赛队那么全面、均衡而专业。

但两者在吸引观众的表现上却恰好相反，06年德国世界杯平均每场收视人数达到5亿，而同期冠军杯即便重大比赛收视人数也不过一两千万，差了一个数量级；造成这一反差的，无疑是民族激情的巨大号召力，如同奥运会一样，世界杯是展示民族符号，宣泄民族激情的一场盛宴，人们挥舞国旗、高唱国歌，把手捂在心口，把国旗颜色投射到球衣上、涂抹在脸庞、胸口、三角肌、乃至屁股上。

在每一种文化中，民族激情都是如此容易被激活，而一旦激活便成为影响集体行为的压倒性因素，这背后必定有着牢固而普遍的心理基础；这一基础，大概源自于人类狩猎采集时代的团伙和部落对抗；在那个漫长的时代，作为基本社会单位的部落常由拥有血缘关系的数十上百个家庭组成，其中成年男性组成团伙出门打猎或掳掠其他部落，构成了其工作和生活的主要内容。

因而对于男性来说，在团伙中成为好战友，甚至好首领，便意味着有更多机会分得战利品（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掳得的女人）；为此，他们发展出了许多适应性能力：勇敢、忠诚、服从、坚忍、领会、沟通、组织、计划、指挥等等，而其中一项独特的能力在日后有着深远的影响，即，借助某些外在特征迅速识别敌友并作出适当反应的能力。

一个好战友，是那种能被共同的文身样式、出征前的舞蹈和鼓点、挥动的图腾、冲锋的号角、战友的吼叫，激起强烈斗志的人，也是能被来自敌方的类似信号激起怒火和仇恨的人；并且，这些反应必须与底层的情绪系统绑在一起，必须表现出难以遏制的脸红心跳气喘，因而不可避免的会导致实际的战斗行动，才是可信的。

很明显，民族国家的那套符号就是部落战斗符号的现代翻版：国旗源自旌麾，国徽源自图腾和盾纹，制服源自文身发式等身体装饰；然而，尽管它有着古老的心理基础，但民族激情本身却是近代的产物；民族，既不是血缘集团，也不是文化和语言集团，它是近代主权国家崛起过程中，国家权力所能达到的边界，而所谓民族性，是既已崛起的国家凭借权力为这一虚拟部落所拟构的符号体系。

在文艺复兴前的欧洲，没有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在日常生活中，只有拉丁语、日耳曼语、凯尔特语和斯拉夫语的各种方言，而在学术和大跨度交往中，只有希腊和拉丁这两种世界语；是民族国家借助印刷术、统一课本和义务教育，创造和推行了民族语言，对上取代了拉丁语，对下消灭了方言，同时，官方的历史和文学编纂，为民族创造了共同的神话、历史、英雄、恶魔、苦难、经典、圣地和纪念日。

尽管部落是虚拟的，但构建民族的努力却是非常成功的，通过语言和文化的改造，国家成功的把这套符号体系植入了人们的集体记忆；这一成就，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创建制度、推行政策、实施控制和对外交往的基础；然而，民族激情在赋予国家以统治能力的同时，也成了战争与杀戮的催情剂，在它的强大驱动力之下，未明世事的青年们毫不犹豫的涌向征兵站，去杀死那些所谓的敌人，仅仅因为后者佩戴着另一套符号。

今天，当人们涂满油彩击鼓鸣号涌向球场时，其情绪、姿态、装扮和队列，是何等的相似啊；幸运的是，那里只有号角，没有枪炮，只有欢呼，没有杀戮，而最终将他们放倒的，不是子弹，而只是啤酒；或许我们该庆幸，当初被从潘朵拉盒子里放出的这只妖精，如今被关进了竞技体育场这个笼子里，驯化成了无害地取悦于我们的宠物，激情在此燃烧，却不会去推动那部危险的引擎。

但愿如此吧，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