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债务危机考验欧元体系 辉格 2010年2月21日 围绕希腊债务危机的国际互动已进行了多轮，走出危机的路径却仍未浮现；向中国发行250亿欧元债券的方案看来仅仅是传闻，IMF说相信欧盟自己能解决问题，它能提供的将只是“技术支持”，G7财金峰会也明确援助希腊的责任在欧元区，但在此后的欧盟特别峰会上，对援助希腊仅宣示了政治意愿，并未拿出具体方案。 恰在此时，又传出坏消息，希腊政府涉嫌在2001年其加入欧元区之初，通过一桩外汇掉期交易掩盖了其赤字规模；无论该交易的主旨是掩盖赤字还是规避汇率风险，欧洲央行和债权人事实上很可能真的低估了希腊的长期债务负担，这一插曲为欧盟的救助行动又增添了一个争议点。 危机的起因并不复杂，奉行社会主义的希腊政府长期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所埋下的隐患，一度被经济景气期的税收增长和信贷宽松所掩盖，金融危机和随后的萧条削弱了税基，恶化了信贷条件，于是撑不下去了。 所以，对症疗法首先应包括强化财政自律，但从迄今为止希腊政府的应对手法看来，它并不打算认真承担其控制赤字的责任，不愿忍受由财政紧缩所带来的痛苦和政治代价；相反，它正在努力将这一财政问题转变为国际政治问题，即，利用法德等欧元大国捍卫欧元地位、维护欧元区经济稳定和树立欧盟解决自身问题能力之信誉的急切心理，以获取欧盟大国廉价而条件宽松的援助。 显然，诸如用希腊国民银行控股权换取中国援助的方案，将给所谓的欧洲团结和向心力揭短，是法德极不情愿看到的，不排除这是希腊政府耍的小伎俩；原本，请求IMF援助是更现实可行的选择，也有成熟的经验和手法可供援照，但IMF援助素以严苛的财政自律为前提，而这正是希腊政府竭力避免的。 法德于是陷入两难，一方面担心危机蔓延，影响刚刚开始的复苏和本已疲软的欧元，同时又担心无条件的援助会树立不良先例，激励欧盟小国今后更加放松财政约束，对大国援助形成依赖，而这最终将破坏欧元体系的财政基础。 无奈之下，法德只能在宣示援助意愿的同时，督促希腊政府拿出财政紧缩方案，但后者的响应却并不积极，甚至到现在也没有正式向欧盟提出援助请求，大概他自信已摸透了法德心理——他们会比自己更着急；似乎连投资者都猜到了法德必将出手，所以，今年首批200亿欧元5年期希腊国债很快顺利卖出，利率也只比同期德国国债高3个百分点。 财政自律问题是长期困扰西方民主社会的痼疾，在社会福利传统深厚的欧洲，问题尤其严重；把钱花在有具体受益人的开发和福利项目上，是吸引选票的有效手法，但同时，加税总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受拉斐尔原理所限，提高税率并不能无限提高税收收入，结果就是各国政府都不自觉的日益滑向赤字政策。 在纸币时代早期，赤字积累经常导致恶性通胀，而在现代独立央行体系建立之后，恶性通胀在发达国家已经绝迹，赤字的后果更多的以债务危机的形式出现；由于美元取得了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因而美国政府能承受比他国高得多的赤字和债务，但希腊以美国作比声称自己债务规模并不可怕，则是自不量力了。 在欧元区各国的政治生态中，希腊历来处于最左端，目前执政的被称为中左派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不同于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长期奉行马克思主义，90年代中期之前甚至主张退出北约和欧共体，而在该党左侧，还站着拥有有数十议席的希腊共产党和激进左翼联盟；所以，毫不奇怪，希腊有着欧洲最高的国有化、官僚化和福利化的经济体系，以及最低的经济自由度。 对于那些深陷于高度国有化、福利化、高税收、重管制、高失业、缺乏竞争、效率低下等相互关联的组合困境中的国家，债务危机常常是洗心革面、突破困境的契机，平时，改革所带来的痛苦往往会吓退选民和政治家，而危机和破产倒可以让他们别无选择、破釜沉舟。 新西兰是此类转型的成功典范，此前，新西兰也是个高度福利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但1973年因英国加入欧共体而竖立起贸易壁垒之后，新西兰陷入了灾难性危机，被迫进行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最终走出困境并获得了二十多年持续增长；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接受IMF援助并在其督促下实施了大量深刻改革，此后迅速恢复增长，其产业和宏观经济在近年来表现亮眼，在本次危机中也表现稳健。 从过去几十年的经历看，IMF在处理类似希腊的债务危机上，已经有了一套成熟有效的办法；欧盟解决希腊问题的最佳选择，是在欧元区内部建立某种类似IMF的机制，这样，既可维护欧元地位和欧盟向心力，也不至于因无原则的援助而助长其成员国的财政不自律行为；但是，仓促之间能否及时建立这样的机制，将是对欧盟各国协调和实施能力的艰巨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