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矛盾彰显制度空缺 辉格 2009年11月18日 近日来连续多起医疗纠纷吸引了公众的目光，其中尤以南京儿童医院的医生在对待一名病童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疏懒、冷漠、失德和毫无诚意，令人不禁唏嘘齿寒；所幸的是，此事在引发媒体和网络舆论广泛关注之后，得到了公正的调查和公允的结果；然而，时时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数不尽的医疗伤害与纠纷的当事人们，却多半没有这样的幸运。 由于缺乏一套有效率的、程序化的、且为医患双方广泛认可的纠纷处理机制，医疗纠纷仍在以双方直接角力的原始方式进行着，一方竭力隐藏掩盖淡化，一方则尽量把动静闹大，纠纷的结果与得失，全赖于双方调动各种资源的能力，没有一个制度化的透明机制来规制整个调查、举证、质疑、抗辩和裁决过程，也看不到稳定的规则、程序和权利边界从这一过程中得以浮现；结果，一方面许多医疗事故受害者无处伸冤，而同时许多医院又受困于蛮横无理的“医闹”。 虽然医院也常为医闹所困，但患方的处境更为不利，通常认为这是因为医疗的高度专业性，使得消费者天然的处于信息不利和谈判弱势地位；但实际上这可能并不是主要原因，患方信息不利是事实，但这一点恰好使得舆论给患方更多同情，而这种同情会影响法官和陪审团的判断，美国的情况正是如此；在美国，医疗纠纷也是个大问题，但问题重点在于医方经常被判巨额赔偿，巨大的赔偿额继而推高了医疗责任险的保费，并最终转变为消费者和纳税人负担。 中国患者的不利地位，主要原因是其法定权利和法律地位的欠缺，其中最突出是，成文法将医疗过程中产生的处方和病历资料的所有权，单方面赋予了医方；尽管成文法也规定了医方应受理患方复制这些资料的申请，但是，首先，复制费用的规定打消了大部分患者的复制念头，其次，医院经常会以各种理由推脱阻挠拖延患者的复制要求，由此带来的周折麻烦又让许多患者丧失了获取病历的耐心，最后，当发生纠纷时，医方对病历资料的法定拥有和保管权，大大便利了他们的掩盖和隐瞒行为，他们可以完全否认某些关键资料曾经存在过，查阅和复制便无从谈起。 按我们普通人对服务交易的常识直觉，患者理应拥有对处方和病历的充分所有权；首先，患者花钱看病，所购买的，不仅是医疗处置本身，也包括检查结果和处置建议（医方对此分项收费的事实佐证了这一点），而处方、化验单和病历便是构成医疗商品的一部分；其次，病历资料作为服务交易的记录和凭证，双方应有共同所有权，就像发票和维修单一样，卖方有当然的义务主动向买方提供一个副本，而不需要后者申请，更没有理由收费。 明确患者对医疗资料的权利和医院的主动交付责任，可大大提高医疗服务的透明度，降低此后发生纠纷时的调查和取证难度，从而消除医院事前的侥幸心理和事后隐瞒掩盖的冲动，也便于患者利用充分的资料向第三方寻求专业意见，减少因信息不足和专业无知而造成的盲目对抗和无谓冲突；同时，关注医患纠纷的公众评论和舆论压力，也将更多的建立在可靠信息的基础之上。 医患法律地位的不平衡，也表现在处理医疗事故的制度上；按现行制度，尽管当事人可以通过侵权诉讼寻求救济，但在案件的事实认定部分，法院通常直接采信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果，而不接受对鉴定结果的质疑，因而，委员会事实上成了医疗事故纠纷的终极裁判者。 但问题是，委员会是一个专家机构而不是司法或仲裁机构，它缺乏一个现代司法机构所普遍具备的程序性机制，尽管我们有理由相信其成员的专业素质，它却无法为当事双方提供基于竞争性证据的举证、交叉质证和抗辩过程提供恰当的程序，而它得出的结论也并非法庭上诸多竞争性证据之一，这样，整个诉讼过程便丧失了对抗性和质疑环节，而这却是现代司法制度确保公正的重要机制。 纠纷处理制度的不合理，使得医患双方都不愿向它寻求救济，而倾向于私了，这也表现在医疗责任保险的销售惨淡，因为责任险的赔付前提是事故鉴定结果，而医院通常不愿让事情发展到进入鉴定程序，而患者更对鉴定的公正性缺乏信心；而同时，私了的流行进一步激励了医闹行为，使医患冲突愈演愈烈；要打开这个死结，既需要明确患者权利以增加医疗透明度，也需要建立某种兼备专家鉴定和程序正义的仲裁机制，而这些都有待法律和制度上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