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坏蛋首战遇挫乃市场之福 辉格 2009年11月12日 驻纽约布鲁克林的联邦检察官起诉贝尔斯登两名前对冲基金经理证券欺诈的刑事案，近日以败诉告终，被告被宣布无罪；由于两位被告所管理基金的破产是引爆此次金融危机最初几根导火线之一，而此案也是司法部针对华尔街高管在危机中责任的系列诉讼的头一桩，因而吸引了舆论广泛关注；按时下的政治游戏规则，灾难之后，尤其是像金融危机这样掀起了公众怒火的非自然灾难之后，必须找出几个把事情搞糟的坏蛋，而政客们也热衷于扮演抓坏蛋的英雄角色；所幸的是，陪审团抵御住了舆论压力，没有接受公诉人苍白无力的证据。 本案的指控要点是，被告在基金破产之前屡屡向投资者宣称基金的财务状况稳健，前景光明，而在同事之间的私下交流中，却早就表达出了对损失前景和破产风险的担忧，公诉人认为这构成了刑事欺诈（fraud）；然而这样的认定将大大扩展对欺诈的解释，刑事欺诈有着严格的界定，普通法实践中形成了认定欺诈的九大要件，它不同于虚假陈述和披露不足，也不同于吹嘘夸饰，必须是故意捏造具体的事实，没有具体内容的泛泛吹嘘不算欺诈，而基于对未来状况的错误预期而做出的陈述，或者是否将这一预期坦诚交代给客户，都与欺诈无关。 披露不足、不负责任的吹嘘、对风险的预期不向客户坦诚交代，这些行为可能有违于金融业审慎保守的从业原则，也有损于银行家本人和企业的专业声誉，或许还构成了履约瑕疵，因而可能须承担民事责任，但要是扩大到刑事责任，便大大挑战了人们对于法律规则的预期，这就难怪众多律师的同声反对了，联邦检察官在此案上的表现确实是过度和危险的；好在陪审团守护了公正，给金融业吃了颗定心丸；危机过后，金融业正在遭受第二次洗劫，好似俗话说的“大水之后又过兵”，财政部的薪酬限制、国会的严厉监管法案、司法部的秋后算帐，正汹涌而来，这颗定心丸可算是风声鹤唳之下的一个小小安慰。 抓坏蛋的冲动，源自人类的一项独特认知功能，负责此项功能的认知模块遵循的原则是：万事背后必有某个意志在驱动；这一被心理学家称为移情（empathy）的功能，赋予了我们在竞争和交易中理解他人意图以便提前判断他人行为的能力（用战略家的话说：学会像敌人那样思考），具有极高的生物价值；但人类显然过度发展了这项能力，像刚获得一把榔头的孩子把什么都看成了钉子，其最极端的表现，是普遍存在于前文明社会的万物有灵论（animism），早期的大量巫术都被设计成了针对事物背后那个意志的模仿、劝慰、贿赂、威胁和报复。 随着知识积累和文明进步，人们对事物性质、变化和关系的认识有了长足提高，不再相信万物有灵，但他们仍不愿相信整个世界背后没有意志驱动，因而转向了一神教（monotheism），那些难以理解的事情被解释为神的临时干预；现代科学的发展使得神迹说越来越难以被接受，但是困惑难解的事情却并未减少，于是形形色色的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ies），作为泛灵论的现代修正版而纷纷出现，留心一下关于金融危机等非自然灾难的流行言论和畅销书便不难发现，对于非自然灾难的各种解释中，简单明了的阴谋论总是最容易被接受的。 文学、影视、新闻界、畅销书作家乃至政客们，都深谙此道，文化人类学研究显示，上世纪后期以来，对社会事务的阴谋论，在公共舆论中占据越来越突出的地位，这大概与媒体的发达有关；小说和电影本来就是讲故事的，而树立一个坏蛋再塑造一个抓坏蛋的英雄，历来是最吸引人的故事模式，记者和评论家也喜欢将新闻事件编排成一个个黑与白的故事，不会讲故事的记者是不合格的，对于灾难与丑闻，缺少一个幕后黑手，故事也是不完整的；阴谋论对政客的激励则更为明确：树立坏蛋和把自己塑造成抓坏蛋的英雄，是向选民推销自己的极佳手段，因为选民最爱听这样的故事。 阴谋论总是伴随着公众愤怒和抓坏蛋运动，就像黑死病时代烧女巫那样；然而事实上，由人类活动导致的事件，未必是由单一意志谋划和策动的，正如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许多社会事件是自发行动的集体效果，最简单的例子是鼓掌，几秒钟内便可从杂乱无章变为节奏井然，无须有人指挥和带领；市场的泡沫和涨落、经济的景气萧条周期，都是自发形成的宏观事件，虽然事后可以辨明某些行为造成了特定的扰动，但要找出某一小撮人对之负责，则是阴谋论作用下的蒙昧之举，而时常造成最多最危险扰动的政府，却最理直气壮的冲出来大抓坏蛋，就未免荒唐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