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犹太人拿了这么多诺奖？ 辉格 2009年10月13日 随着今年的诺贝尔奖项陆续宣布，国内各界在关注之余，再次开始反思我国的科研与教育体系，值得高兴的是，又有一位华人获得诺奖，而遗憾的是，迄今获得科学类诺奖的八位华人中，没有一位是在新中国教育体系中接受的教育，也没有一位是从新中国科研体系中创造其主要成就的；这体现了一种双重失败：我们的教育体系培养不出太多顶级人才，而少数顶级人才要获得成就，还只能去到英美的科研体系之中。 要弄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最好考察一下别人的成功经验，近代以来，在教育和科学上最杰出的榜样，大概就是犹太民族了；自诺奖设立以来，犹太人共拿走了20%的化学奖、25%的物理奖、27%的生理与医学奖、41%的经济学奖，在其它顶级国际科学奖项中，这个比例甚至更高，综合类：38%的美国国家科学奖、25%的京都奖，数学：27%的菲尔兹奖、38%的沃尔夫奖，信息：27%的图灵奖、37%的香农奖、42%的诺依曼奖；另外，在非科学领域，犹太人还拿走了12%的诺贝尔文学奖、1/3以上的普利策奖、1/3以上的奥斯卡奖。 犹太人在科学上的成就着实令人惊叹，他们以世界千分之二的人口，在几乎所有科学领域，拥有了1/5到1/3的顶级学者，究竟是什么因素让他们取得了如此成就？很可能，这恰恰是他们的不幸历史所造就。犹太人先是被亚述和巴比伦征服为奴，后又被罗马帝国毁城驱散，整个中世纪，他们不得不在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欧洲夹缝求存，不仅法律和政治地位低下，许多权利被剥夺，还时不时遭受驱逐和屠杀，两千年蹩仄险恶的处境，迫使他们发展出了独特的生存之道。 在中世纪欧洲，身为异教徒的犹太人被排除在封建系统之外，无权拥有土地，这迫使他们转向手工业、服务业和金融业等需要更多知识和技能的行业；与基于土地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封建农业相比，这些行业更具流动性、更加市场化，也更依赖货币，同时，由于不能将储蓄投资于土地，犹太人的储蓄更多以货币构成，这推动了他们从事放贷；在以土地和农业为本的时代，尽管手工业和服务业的门类繁多，但总体规模很小，而因其不稳定和高风险，也为体面阶层所鄙视；于是被迫舍本求末的犹太人进入了除农业和军事外的几乎所有行业，并在其中许多行业占据了主导地位。 一旦资本主义时代到来，这种栖身末业的边缘地位迅速转变成巨大优势，历史上曾有几个类似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在英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和工业革命时期在各行业取得成就的人物当中，少子明显多于长子，这是因为长子继承制迫使他们在土地之外寻找发展机会，求学、经商、当兵、从政，而所有这些机会与农业相比，都更加需要天赋、知识和技能；另一个例子是中国改革以来的私营经济，早期个体户中劳改释放者和失业知青占很高的比例，后来的下海浪潮中，许多下海者也都是主流体制中的失败者或失意者；犹太人是下海者的先驱，他们在海里已经挣扎了两千年。 在古代，如何在掠夺成性的强权之下保护财产，是个大问题，对于法律地位低下的犹太人，资产安全问题尤为严重；对付掠夺的一个策略是，尽量持有容易带走的资产，一有风吹草动赶紧跑路，在分裂割据的封建时代，这一策略颇为有效；过去两千年，尽管反犹灭犹浪潮此起彼伏，犹太人总是能找到栖身之地；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成了各政权宽容和自由程度的试金石，于是，犹太社区所到之处，伴随着一个个城市和地区的黄金时代：从巴格达到马格里布到伍麦叶西班牙到荷兰，从威尼斯、佛罗伦萨到热那亚，从克拉科夫、布拉格，到布达佩斯、维也纳和柏林。 资产的价值越是依赖于正面激励，就越不容易成为掠夺的对象，而知识和技能是最难以夺走的；犹太人迫于生计也为了安全，形成了注重教育、技能训练和知识积累，早期这些努力集中于实用技术领域，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大学逐渐脱离教会体系，犹太人得以进入学术界，他们在思想和知识积累上的优势迅速转变成科学成就；同时，政治地位的低下使得犹太人既没有指望也没有习惯去依附宗教和权力，把学术当作教会和政治的进身台阶，这让他们保持了思想和学术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乃是科学界作为一个自主自治共同体而存在的灵魂，而要抵御住来自宗教和政治的渗透和诱惑，是不容易的，幸运的是，这样的诱惑对犹太人原本就不存在。 犹太人的故事带来的启示是：商业和市场从来不是科学的敌人，对思想的控制和垄断才是，科学发展所需要的，仅仅是宽容的空间和独立的精神，犹太人惊人的科学成就，不是国家资助、组织和建设的结果，相反，它是远离权力、摆脱控制、宽容和独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