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第二段所引104对93的数字，大概因计划生育所导致的瞒报而夸大了，可能有些女孩出生时不报（以便为她们未来的弟弟留出配额），办理身份证时再补报，这一偏差的程度尚难以估算，但它对本文观点并无影响，它只是提示了对出生性别比可能有所高估，而我相信，婚龄人口性别比小于100这一判断，仍然成立。） 择偶困难不能归咎于性别失衡 辉格

2009年8月27日

刚刚过去的七夕，又把婚龄男女择偶困难的问题拉入了关注焦点之中，爱凑热闹的经济学家也不失时机的来插上一嘴，有学者就认为，眼下中国的高房价和高储蓄率，就与青年男性择偶难有关，他们为了准备婚房和嫁妆，为了积累足够的财富以便向未来的妻子和岳父母证明自己抚养孩子和维持体面家庭的能力，必须拼命挣钱并大量储蓄，而买房也就成了“刚性”需求；迎娶门槛之所以如此之高，显然是因为出生人口性别比太高，男多女少，竞争压力自然偏向了男性一边；那么，实际情况是否果真如此呢？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确实很高，每100个女婴大约对应125个男婴，可是当我们考虑性别比对婚姻市场的影响时，不能看出生性别比，而要看婚龄人口性别比；从学会走路开始，男孩的死亡率就明显高于女孩，好奇贪玩的本性令男孩遭遇更多的溺水、触电、摔落和车祸等种种意外事故，在进入青春期后，死亡率差距更急剧拉大；对比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年抽样数据，2000年时15-19年龄段的性别比是104，五年后当他们进入婚龄时，这组人的性别比已变成93，即每百位女孩对应的男孩，少了11个，这一转变十分惊人，完全消除了出生性别比对婚姻市场的影响。

仔细分析这两组数据很容易看出，即便出生性别比长期维持高位，可见未来的婚龄性别比都不会高于100；因此，将男青年择偶成家的压力归咎于性别失衡，是站不住脚的；再对比美国的数字，尽管美国男孩死亡率也高于女孩，但差距明显拉大是在25岁以后，直到30岁以上女性人数才开始多于同龄男性；因此，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男青年择偶压力大于美国，原因一定不是性别比；显然，美国男孩的死亡率并未随青春期来临而突然升高，这或许是因为中国男孩尤其是农村男孩较早进入社会，因而面临更多风险，或许是因为美国父母在防范未成年人意外方面，做得更好些。

实际上，中国青年的择偶压力并非男性所独有，近年来有关“剩女”的讨论也同样热烈，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双向困局，并非总量对比能够说清；婚姻市场并非男女双方随机碰撞撮合的过程，其基本动力是针对对方禀赋的双向性选择过程，其中男性更侧重对方的年轻美貌、温柔贤淑等先天禀赋，而女性更侧重对方的健康才智和地位财富，后者包含更多的后天因素；显然，用于评估女性禀赋的信号在早期便可获得，而对男性潜力股的识别则困难的多，经常很晚才能看清；这一性选择策略上的差异导致的结果是：男性在择偶时间的选择上灵活得多，特别是那些有望凭借后天禀赋的男性，会故意推迟择偶时间，以便把手里的牌养大，而女性则不同，因为她们的牌早已摊开，拼抢早就开始。

择偶策略的不对称把婚姻市场分割成了明显不同的两个部分：一方面，大批20-35岁的男性在争抢18-25岁的年轻女性，僧多粥少，竞争惨烈，房子嫁妆自然不能少，甚至有钱有势的老男人也以养小蜜包二奶来添乱凑热闹，加剧战火；另一方面，一旦过了妙龄，女性谈判地位迅速跌落，如果不及时调整策略放低价码，过28岁之后便很可能沦为剩女；对于那些条件优越而不甘掉价的女性，上述局面尤为不利：漫长的学校生涯让她们在起跑点就晚了一步，而我国特有的不许大学生结婚的规定又大大强化了这一劣势，况且，自身的优越条件让她们对幼稚男生不屑一顾，等她们终于开始着急的时候，发现身边的好男人都被挑光了，于是在迫不得已的策略退让过程中，她们发现自己的选择面越来越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