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尽管我使足了劲夸这项改革，但我很怀疑它是否真能实现，折扣将会很大，能折掉七八分、剩下两三分，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网络电子读物在中国的繁荣和巨大影响力，要归功于宣宣对纸质出版物的管制，他们仍在将读者和作者继续推向他们难以控制的空间，其愚蠢是不可救药的。） 出版业有望迎来转机 辉格 2009年4月21日 本月初，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日前，该署署长柳斌杰在央视《对话》节目中，具体阐述了此项改革的宗旨和内容，除了推进出版机构的转企改制、出版市场的开放和主体多元化，他还表示，政府将从三个方面解决民营机构参与出版的通道问题，“让他们不再依靠买卖书号生存”；据他透露，中央各部门所属的148家出版社将在两年内完成企业化改制。上述种种迹象表明，出版业即将迎来一轮广泛而影响深远的市场化改革，它有望为多年来停滞不前的出版业带来转机。 过去二十年中，与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许多行业的迅猛发展相比，我国出版业的表现远远落后于其他部门；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曾经释放了长期封闭所造成的文化和精神饥渴，一度带来出版业爆发式增长，但自那以后，出版业长期徘徊不前，有些方面甚至有所退步；从图书印刷量看，在1986年达到66.7亿册的高峰后，始终处于停滞状态。出版业的这种长期停滞，与同时期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大幅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的日益多元化、人力资源和知识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都是极不相称的，这种不相称的背后，必定隐藏着巨大的制度性障碍。 有人说，现在的人都不爱读书，是因为商品社会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导致物欲横流、对精神产品失去兴趣的结果；看看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就知道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美国拥有最发达的货币经济，也常常被贬责为物欲横流的社会，但美国人在买书上的花销是全世界最慷慨的，不仅书价很高，阅读率和人均购书量也名列前茅。也有人说，影视业的繁荣和网络新媒体的发展，吸引人们从书刊转向了影音产品、网络媒体和电子读物；这种说法同样缺乏证据，首先，中国的影视业并不发达，影音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皆与英美不可同日而语；其次，网络和新媒体对报纸杂志等时效较强而篇幅较短的出版物，的确造成很大冲击，但对图书出版则没有负面影响。 相反，网络和新媒体很可能还从正面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博客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激励和锻炼了许多原本不会成为职业作家的写手，而网上免费的电子文本常常会吸引读者去购买纸版书；同时，亚马逊、当当等电子商务网站大大方便了读者选购图书，也为出版商扩大销量和降低营销成本提供了极大帮助。国际大出版商的业绩也证明了网络对图书销售并没有损害，从05年到08年，企鹅集团连续四年保持两位数的盈利增长，而且这还是在纸价高速上涨的条件下做到的。 因此，将图书出版业的停滞归咎于如今的中国人不爱读书或不爱读纸书，是错误的判断，停滞的原因还要从出版业本身去寻找。在我看来，出版业的问题在于供给不足，特别是高质量图书供给太少，这样就很难吸引读者掏钱买书。供给不足的原因，一是产业链发育不成熟，二是管制过紧。图书出版是一个复杂的产业链，从作者、经纪人、出版商，到发行商、图书市场、零售书店，每个环节都有独特的职业素养和商业模式，而这些对于长期处于计划模式下中国出版界从业者们，都是陌生的；在新的市场条件下，这些职业和商业模式的发育成熟，往往需要两三代人的时间。 在其他行业，得益于开放、吸引外资和全球化，产业链的改造和成熟过程被大大加速了，发达国家成熟的商业模式被迅速移植过来；而在出版业，对外开放来的很晚，而开放度又很低，国际大出版商很少进入，即使进入也抱着试探心理；以分支机构遍布全球的企鹅集团为例，它仅以咨询公司的名义在北京开设了办事处，隶属于其澳洲公司，至今没有获得在内地的出版资质。中国在加入WTO时承诺了出版业的开放，而最近的《指导意见》和柳斌杰署长的阐述也确认了未来的开放政策；因此可以期待，未来国际大出版商的进入，将为整个出版界改造商业模式、提升职业素养和改善产业生态，提供前所未有的推动力。 然而，出版业发展所面临的更加根本的障碍，是过度严格的书号管制和低效率的审查机制，正是它们构成了出版市场的供给瓶颈。书号买卖是典型的过度管制造就的寻租市场，其结果是出版业的极度激励扭曲和资源错配，在缺乏其他激励的情况下，拥有出版资质的所谓正规出版社，依靠出售书号生存，失去了寻找好书的动力；而大量没有出版资质的民营书商，在高价书号和多层审查环节造成的成本压力下，被迫将注意力集中在可以短期获利的畅销书上；同时，由于管制租金造成了合法出版渠道的高成本，对盗版商构成了极大的诱惑，导致盗版书泛滥成灾，进一步挤压了合法书商的生存空间。也正是这一状况，使国内出版市场失去了对国际出版商的吸引力。 要改变这一状况，首先需要放松对出版资质的管制，让出版商在具备法定条件的情况下自动获得资质，其次要放松书号管制，应将书号审批改为书号登记，将图书出版的事先审查改为效率更高的事后审查，更多的借助出版商的自律而不是直接干预，这是以开放为导向的新一轮改革的应有之义。借助开放和消除供给瓶颈，出版商将有机会为读者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图书，图书出版业乃至整个文化产业才可能真正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