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造了“战术性愤怒”这个新词，最初这只是我基于对美国政客的印象而做的猜测，刚才我看到了证据：“ 分放奖金的事情，也并不是秘密的事情，更不是“偷步”发放。“我们没有试图去欺骗或者隐瞞任何事情。”李迪说。“美联储的官员参加了我们的所有会议，包括董事局会议和薪酬委员会的会议。”李迪说，起码在三个月前，AIG就跟美联储官员讨论过此事，他相信美联储的官员会跟财政部分享这些信息。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 AIG：跳票的花红 》） AIG奖金凸显干预的道德风险 辉格 2009年3月19日 AIG奖金事件在美国炸开了锅，财政部长、总统、国会议员、纽约州检察长、美联储官员，个个拍桌子瞪眼睛，争先恐后的表达他们的愤怒，据说伯南克还为此摔了几次电话。在拿了纳税人1700亿救助资金、实际上已经被政府接管之后，继续向中高层管理者支付总额1.65亿、每人数百万美元的巨额奖金，这一荒诞场景，确实难以向纳税人解释；与这一事件扯上关系的政客们，自然不愿承受由此带来的道德代价，因而，抢先愤怒也就不失为明智而老练的做法了。 愤怒归愤怒，政府和国会对此事实际上没什么可行的挽回措施，奖金是按协议发放的，而协议是在AIG接受救助之前签订的，撕毁协议不仅要遭起诉，对于AIG这样靠信用吃饭的金融企业也将触犯大忌；政客们当然也知道这些困难，所以财政部现在声称的措施是在下一批救助资金中扣除奖金额，这显然算不上挽回，被拿走的奖金还是没收回来；议员们则更为激进，多位民主党重量级议员正在筹划对拿奖金的73位AIG雇员征收90%以上的特别税，相当于动用立法权直接没收奖金。 AIG救助案连同整个金融业救助计划，已经给美国政府带来了巨大的道德风险，奖金问题只是其中较为惹眼但其实很次要的部分，救助计划实际上还挽救了大批曾经疯狂下注的对冲基金，只是其中奥妙不容易被公众所看清，因而也没有激起政客们的战术性愤怒而已。如今，为了应对奖金带来的道德风险而可能采取的措施，却面临着更大的道德风险——公然毁约，甚至悍然征收没收性特别税，将直接损害财产权和契约精神这两块市场经济的基石。议员们或许指望特别税提案会迫使雇员们自愿放弃奖金，但如果他们不放弃，进而起诉，官司很可能打到最高法院，政府输掉的可能性更大。我们很快将会看到，随着救助计划的逐渐展开、其规模的不断膨胀，政府将在这个道德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历来具有自动升级和自我膨胀的倾向，这不是因为政治家愿意如此，而是市场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市场作为一种自发秩序，是人类迄今所创造的最复杂的事物，没人能完全理解它的运行机制，更遑论预测和控制了。一项干预措施，最初看来是局部和临时的，但实施之后，就会发现许多未曾料到的效果，常常是按下葫芦又起瓢，于是最初为按下葫芦制订的计划不够了，又要为按下瓢制订新计划、追加新预算。问题是，每一步干预都蕴藏着道德风险：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弄不好就要打水漂或者喂赌徒；更严重的是，但凡干预措施都涉及权利和利益的再划分，有人受益有人倒霉，当事人和公众难免要问：凭什么？ 因为干预措施带来的道德风险而面临公众声讨的政客们，或许会感到很冤枉：政府对于金融体系安全性的责任是早就存在的，如今的救助只是为了履行这一职责，因而相应的道德成本也是他们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事实也确实如此，具体的AIG案，AIG管理层之所以敢于冒险，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出了大事政府会出手相救，他们当初敢于签下慷慨的奖金协议，看来也与这一信心不无关系。今天政府为AIG们所付出的道德代价，实际上只是在兑现当初为整个金融安全所签下的道德支票；这张支票的签署日期，可以追溯到1913年美联储的建立，此后经过大萧条、罗斯福新政、布雷顿体系、直至废除金本位，政府逐步接管了整个货币体系，支票金额也越签越大。 今天，为不得不兑付这张道德支票而承受切肤之痛的人们所应该做的，不是去撕毁这种支票，而是应该为它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和截止日期，并且从今天的痛苦中吸取教训，记得今后不要再签这样的支票了。让人们自己去做选择并承担由此带来的责任与后果，如此方能获得道德上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