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一篇里说道：尽管代价高昂，但美国人确实获得了充裕而优质的医疗服务。有人以美国人均寿命和某些疾病死亡率差于其它发达国家为证据，质疑了我的判断，但这一质疑是不成立的。 美国人的确消费了最多的医疗服务、药品和器械，并且以可获得性和等待时间等指标来衡量，医疗服务的质量也属上乘，这些都是有数据支持的，至于寿命和疾病死亡率的数字，并不能用来否认上述事实，因为延长寿命和避免病死，并非消费者购买医疗产品和服务的唯一目的，甚至未必是主要目的，医疗消费至少可以还有下列目的： 1）减少或消除疾病带来的痛苦； 2）减少或消除疾病带来的行动不便和工作、生活、娱乐障碍； 3）提高整个生命期的生活质量； 4）降低患上某些疾病的风险，比如某些人特怕自己瘫痪或痴呆，别的不怕； 5）降低面临某种死法的风险，比如某些人特怕死前屎尿失禁褥疮满身，死的干脆不怕； 6）改善自己做某方面的禀赋和能力，比如美容、牙齿矫形、壮阳； …… 当你为家人朋友或其他人购买医疗服务时，目的可能更加不同： 7）免除我啥也没做的不安； 8）给他一个尊严体面的结局； 9）大赛之际可不能让老聂缺氧； 10）我可不想看到霍金说不出话； …… 个人价值取向不同，在选择医疗消费时的侧重点也就不同，寿命与疾病死亡率只是衡量医疗消费满足程度的指标之一，医疗消费的增长未必与这些指标同步，用作横向比较的唯一标准，则更不可靠。 那些由国家包办医疗供给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热衷于寿命等少数指标，那是没办法，计划体制下，缺乏价格信号的引导，但政府又必须借助某种指标体系来考核国有医疗系统的绩效，便只好采用那些容易观察和统计的指标。 绩效指标一旦确立，激励机制便随之形成，结果，整个国家的医疗资源便被引导去优先服务于这些指标，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何这些国家尽管医疗服务匮乏且劣质（相比美国，请别告诉我他们比中国好，后者那是无与伦比的），列入考核重点的那些指标却表现不错。 即便你一定要用寿命和疾病死亡率来衡量医疗服务，也必须控制其他因素，不能用这两个数字好就直接得出医疗服务好的结论，这是统计方法论的基本要求，需要控制的因素至少有下列几个： 1）气候，不同气候环境条件下，病原体种类和密度差异极大，发病率因此而不同； 2）种族构成，种族因素除了直接影响寿命，还影响许多疾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 3）宗教，信仰和价值观会影响人对待寿命和疾病的态度； 4）工作强度，美国人比欧洲人工作更勤奋，退休更晚，这是已知的； 5）生活方式，尤其是饮食习惯，美国肥胖率世界第一（>55%），并已成为健康头号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