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儿发生在翟、苏两位教授宣讲主观价值论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前一天，原本恰好可以作为镜子或曰反面教材，可令我沮丧的是，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 李华芳先生在讲述了过去几十年带动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几次创新浪潮之后，在演讲的后半截把话题转向了中国，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中国过去三十年在没有重大创新浪潮的情况下，获得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在他看来，这是个难题，需要作出解释。 在演讲后的提问中，我问道：按熊彼特的理论（李先生将其用作其演讲的理论基础），资源重配置是创新的主要形式之一，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两方面导致了资源的大规模重新配置：1）从计划体系向市场体系的转变，2）对外开放将中国经济与世界贸易与资本市场和全球分工相融合，因此，说中国过去三十年没有重大创新是错误的，所以这一问题本身不能成立。 李先生部分认可了我的说法，但对这种资源重配置的作用的规模持谨慎和保留态度。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只是观感上的差异，在各自都没有准备数字材料的条件下，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可就在这时，雷人的事情发生了，由于李先生认定中国奇迹是个难题，所以必须给出一个回答，他的答案是：中国压根没发生奇迹，尽管GDP翻了好几倍，但GDP并不是衡量增长的恰当指标，比GDP更好的指标是 人类发展指数（HDI） ，如果按HDI衡量，中国的增长没有传说中那么惊人。 我当时就被吓了一跳，HDI可是社会学家搞出来的东东，把人均预期寿命、受教育水平、入学率和人均GDP按特定权重加权平均，这可直接违背了主观价值论，而主观价值论迄今为止都是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动了它，经济学就被动摇了，所以经济学家是不会用什么HDI之类的东东来度量经济增长的，除非你改行做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 有人或许会问：那为何GDP就能度量增长呢？既然价值是主观的、不可比也不可加的，那怎么就可以被加总成GDP这个总量数字呢？问得好，我的回答是：GDP不是对价值的度量，GDP数字并不是总价值，因为压根不存在什么“总价值”这种东西，GDP只是为我们猜测个人价值的实现程度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线索。 原理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更多自愿交易总是带来更多的价值实现；然后，在很粗略的意义上，更高的GDP意味着更多的自愿交易，特别是更多的关于最终消费品的交易，由此，我们大致上可以猜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GDP增长了，那么这个经济体中更多人的更多意愿得到了满足（或者说更多的个人价值得到了实现），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GDP起到了某种度量作用。 可是一旦你用HDI来代替GDP，这种度量作用就消失了：假如人均寿命缩短了1年，入学率提高了10%，按HDI的算法，HDI值提高了；但你并不能肯定，这一变化的前后，自愿交易增加了；这样你如何说服人们，10%的入学率提高就优于1年的边际寿命？无疑，要这么做，你必须给放弃主观价值论，而给价值规定一个客观度量方法，这种客观性，便体现在HDI各指标的权重上。 于是我向李先生提出了第二个问题：用HDI取代GDP来衡量增长，是否动摇了主观价值论这一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我原本以为这个问题会把他噎住，可是我错了，事实上他用他的回答把我噎住了：制定HDI算法的国际组织（我猜大概是UNDP）可以邀请各国选派代表前往共同商议这个指标体系、权重和算法。 靠！我得承认我被彻底打懵了，感觉大脑瞬间失血……眼前浮现出了斯大林和机关枪…… 隐约听到李先生继续说道：比如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意，人均寿命是衡量幸福的可靠指标…… 我立刻站起来反对：我不认为存在这样的共识，我本人抽烟，一天一包，我不认为寿命是最值得追求的价值……（从事后我得到的反应看，我的这一发言显然被理解成了：我不同意“绝大多数人都热爱生命”，当然，我想说的只是：我们无法知道生命是否比其他东西更重要，我大概因此而沦为了笑柄，呵呵） 很明显，我的表现颇为失态，惹来不少嘲笑和白眼，在李先生耐心解释完寿命指标的重要意义和世界代表大会的神奇作用之后，我不顾主持人提问时间已结束的声明，站起来说到：我认为这位先生已经解决了关于增长的所有问题，现在人类的任务已经变得很简单，只需要尽可能多的制造冰柜把人冰起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