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集权政府的各大功能系统中，最具可控性、执行最不走样的，就是科举系统了，所以，对皇帝来说，重要的是如何让自己从该项宝贵资源中获取的收益最大化，看来，将其用于在自己和精英层之间建立恩荫/效忠关系，使之成为精英的主要社会爬升通道，比用它来培训选拔公务员，要合算的多。

所以，尽管绍兴师爷培训体系已证明了其训练选拔公务员的效率，证明了整理和教授实用行政知识和技能的可行性，但它非但不可能被系统接受或借鉴，反而会受到排斥和贬低。

假如科举制变成一个面向实用知识的公务员培训选拔机制，它就会沦为某个专业阶层的专属领地，而让圈外的绝大部分人失去进身之阶，或至少让门槛变得不平等，因为凡专业知识，其掌握机会和程度皆高度依赖于个人禀赋、旨趣、家学渊源、师徒传承等等，而唯有像四书五经和八股文这样狭窄、空洞和僵化的领域，才会让所有人产生“我也有机会”的平等感觉。

所以嘛，一把手得是书记，因为他是恩荫/效忠系统出身，纯技术/管理专家只能做市长/副市长，也就是师爷/书吏。

组织部vs人事部很好的区分了恩荫/效忠系统和专业文官系统。

建立专业文官系统或许还有另一个不利，和修城墙一样，很可能是在为自己的竞争者做嫁衣，一个由职业文官管理的社会，是很容易替换上层统治者而维持生产、市场、税收和治安的平稳的，这样，潜在挑战者的接管将变得容易，因而挑战也将变得更有吸引力。

这一点对于农业集权帝国尤其突出，因为农业帝国统治者的核心优势常不在武力，而在于控制体系，假如控制体系专业化了，等于他把核心业务外包了，自己也就没什么存在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