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差异也有遗传基础吗？

辉格

2014年8月31日

不同文明与社会何以表现得如此不同，是个长久以来发人深省的问题；在《 论法的精神 》中，孟德斯鸠（[[Montesquieu]]）曾给出一个异想天开的便捷解释：气候与土壤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制度；19世纪的人类学家开始用科学方法对待这个问题，满世界观察和描述各民族的特性，像博物学家那样测量和比较他们看到的一切，从器物、风俗、制度，到衣饰、语言、乃至身体。

基于对身体——特别是颅骨——的测量，他们区分了高加索、蒙古、马来等五六个种族（[[race]]），识别了各自的一些特征，这些研究形成了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这一学科；然而到二战以后，出于对纳粹暴行的震惊和对种族主义的忌惮，种族成了学术界的禁忌话题，体质人类学即便没有消亡也已转入地下，种族一词则被“世系（[[ancestry]]）”所取代。

不过自70年代以来，新达尔文主义已重新确立了生物学和进化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利用遗传信息探索人类迁徙分化、生活方式、食物结构的方法，已得到广泛认可；当种族主义不再对文明构成威胁，当初的恐慌既已平复，人们便逐渐认识到，区分种族或民族（注：本文所称“民族”或“族群”皆指[[ethnic group]]，我还没想好用哪个中文词对应它）并承认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会让种族歧视或任何基于种族的立法和政策自动获得正当性。

所以近年来学界又开始关注人类群体间的差异，认识这些差异确有其实际价值，比如不同人群的特定运动潜能、罹患特定疾病的风险、近视或肥胖的几率，皆有所不同，了解这些，可以让个人早加防范，让医疗机构有所准备，让企业更有针对性的设计产品，甚至帮助体育星探寻找培养天才苗子。

对于体貌和生理上的差异，世人好像比较容易接受，但有少数学者走得更远，英国科学作家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在今年出版的新书《 棘手遗产 》（ [[A Troublesome Inheritance]] ）中，讨论了群体间心理特性的差异对社会制度发展的可能影响，他认为，各国之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走上不同道路，在法治建立和经济发展上表现迥异，不能仅仅归因于早先的制度基础和文化特质，更要从心理特征上找原因，而群体间心理上的差异很可能有其遗传基础。

主要理由是，自从人类走出非洲，族群间经历了数万年地理隔绝，各自适应所在生态位，特别是农业起源以来，部分族群采用了与以往狩猎采集截然不同的定居农业生活，建立了城市和国家；长期生活在不同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之下，经受着完全不同的选择压力，最终在各族群的心理上造成了差异，比如暴力倾向、纪律性、对待远期回报的耐心、对待社会规范的态度、道德感，等等，这些差异，反过来又影响着不同族群接受特定制度的可能性，以及其中个体在现代市场社会获得成就的潜力。

韦德的书一面世便引起轩然大波，被戴上种族主义帽子，144位学者在《纽约书评》上发表 联名信 加以批判， 较为中肯的评论 者则指出，韦德在缺乏过硬证据的情况下，在种族差异这样的敏感话题上轻易发表观点，是不负责任的。

韦德确实没有直接的遗传学证据，但公允的讲，他的分析论证相当有说服力，绝非无端猜测，就好比一桩杀人案，尽管没找到指纹、凶器、血迹，但有关动机、作案条件、可疑举动的种种迹象，却强烈指向某个嫌疑人，在无罪推定原则下，这样的嫌疑当然不足以定罪，正如韦德的观点远远够不上科学定论，但科学探索没必要遵循刑事定罪那样的严格标准。

好奇心驱使我们探索世界，当已知事实无法解答我们特别关切的问题时，便会凭推测从已确立的零散事实中描绘出完整故事，科学研究由同样的好奇心所推动，科学家也会做出同样没有多少把握的推测，考古学家从一块头骨、几颗牙齿，推测古人的生活方式甚至社会结构，从难以追溯的微弱线索中，生物学家也在推测生命最初起源的可能途径。

不同的是，科学推测是在更扎实的方法论基础、更好的理论框架、更严密的逻辑、更好的统计学工具等等一整套装备支持下，在对已知事实和竞争观点更全面把握的条件下进行的，而从这些方面看，韦德的装备是完全合格的，不逊色于任何科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