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三角关系

辉格

2014年2月16日

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关系，始终是影响古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一大关键因素，处理这一关系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原农业帝国的政治形态、军事力量配置乃至财政结构，从而影响一个王朝的气质和命运，所以很自然，上述关系得到了许多历史学家的重点关注。

然而迄今为止，还很少有理论能对这种关系以及它给双方带来的政治影响给出一个统一而有说服力的解释，尽管对双方力量涨落有许多分析，甚至也有用“十五英寸降雨线”之类的气候因素解释这种涨落的尝试，但这些分析大都走不了太远，所能带来的启发也很贫乏；不过，波士顿大学人类学家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1992年发表的《 危险的边疆 》一书，着实是该主题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巴菲尔德首先提醒我们注意几个事实：1）统一而强大的草原帝国，总是同步于统一而强大的中原帝国，2）除蒙元这个特例之外，征服中原的，总是来自满洲的操通古斯语的渔猎游牧农耕混业民族，而不是来自蒙古大草原的纯游牧民族，3）这种征服总是发生在草原与中原帝国双双衰败瓦解的时期。

对此，巴氏的解释是：游牧民族由于权力的个人化性质和继承权的不稳定性，凭其自身很难长期维持政治上的统一，但中原的统一却恰恰会促成一个长期统一的游牧帝国，第一个草原帝国匈奴，正是在秦建立统一帝国后才浮现，其寿命也恰好与秦汉的强盛期相一致，类似的情景在突厥与唐帝国的关系中重现。

游牧民族对待定居农耕民族的方式有两种：劫掠，和基于劫掠威胁的勒索；当双方都处于分裂状态时，机会主义的劫掠占上风，而当中原统一时，便有了一个理想的勒索对象，因为统一中原帝国的巨大财政能力让它能够支付大额“免劫掠赎金”，这种勒索通常被包裹上和亲或朝觐的外衣，并逐渐发展为定期奉供制度。

一个游牧部落要说服中原帝国向其奉供而换取边地免遭劫掠，它自身必须在草原上有足够权威而能够效果明显的压制其他部落的劫掠行为，而一旦它获得定期奉供，这一奉供关系又将转而大大强化它在草原上的地位，最终帮助它将草原统一为一个游牧帝国。

这是因为它从奉供中获得的奢侈品以及奉供关系所附带的贸易垄断权，在草原上都有着极高的价值，特别是相对于规模极小的人口而言，这让它有能力通过分配奉供而诱使其他部落加入其联盟并克制劫掠，或者收买支持者去征服不合作部落，最终将整个草原纳入奉供体系，并且将最初只是偶然而短暂的优势部落转变为一个能够长期存在的草原帝国。

由于这种双边关系带来的巨大利益，游牧帝国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热衷于击败中原帝国，对统治农耕地区更没有兴趣，相反，对这一关系领悟最好的游牧帝国，比如回鹘，还会尽力帮助中原帝国镇压反叛和抵御入侵，因为他们知道，一旦中原陷入混乱，自己就找不到一个方便的对象其进行大额勒索了。

真正有兴趣也有能力去征服中原的，是来自满洲的通古斯部落：从鲜卑、契丹到女真；由于满洲的生态多样性，那里长期存在着从渔猎、游牧到农耕的各种社会形态，从那里崛起的国家，尽管其文明和制度不如中原国家成熟，却有着在不同形态社会之间处理外交关系和实施治理的知识和组织优势，因而当征服机会出现时，他们往往已有了组织上的准备；而且，辽东的汉人农耕区，让他们可以在入关攻取中原腹地之前，就有充分机会试验他们的二元治理模式。

对于巴氏的三角关系理论，成吉思汗所创建的蒙古帝国是个显著的例外，而且这一例外还导致了另一个例外：明王朝是汉代以来唯一拒绝奉供制度的中原帝国，一度还禁绝边贸，而这一选择正是对蒙古征服所造成的痛苦记忆的反应。

为此明朝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必须在北方边境维持一支大军，而为了不让这支军队脱离皇权控制，只好把首都迁往北京，为此不仅承担了巨大的漕运代价，也承受了权力中心与文化经济中心长期分离而带来的种种困难；不过，这些代价并非没有收获，在丧失了奉供的支持之后，蒙古草原再也没有从分裂状态中重新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