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沙龙

Peace for Our Time? 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 作者：Azar Gat @ 2012-09-20 发表于奥斯陆

译者：@Ghostmarine     校对：林翠、@Drunkplane-zny

来源：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 https://www.prio.org/Peace-Address/download/PAPA%20Programme%202012.pdf 这次活动组织者建议，用“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问号——这样一个多少有些古怪的问句为题进行演讲，我欣然同意。

你们都知道，1938年9月慕尼黑会议，与希特勒达成和平解决捷克斯洛伐克冲突的共识后，手握和平协议志得意满的张伯伦，向迎接他凯旋的人们所作的，正是这句承诺。然而，不到半年时间，希特勒的军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一年不到，欧洲，继而全世界，沦入另一场世界大战之中，五千五百万人丧生。

张伯伦，连同他那把标志性的雨伞，成了一个永恒的小丑形象。而张伯伦的和平预言，就像其他类似断语一样——比如说一战是一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讲冷战之后建立起一个“新世界秩序”——足以引作对任何宣称战争业已消亡高论的警示。此类宣言总是难免失于幼稚，正如马克·吐温妙评报道自己死亡的新闻【编注： 这句妙评是：“有关我死亡的报道过于夸张了。” 】。

因此，我不会试图预言未来，未来是开放的，是遍布种种可能性的疆域。相反，我将聚焦历史趋势，通过或远或近的历史，告诉大家战争的确正在减少，和平与日俱增。我会力图阐释其中的原因，并且说明，是什么滋生了张伯伦以及上述其他人的宣言，而在现代社会之前，掌握实际权柄的政治家可不会像先知或者道德家一样信誓旦旦地下各种断语。毕竟，张伯伦之流并非完全被形势所误导。

过去十几二十年里，一些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认为纵观整个历史，战争分阶段减少，例如最近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畅销书《人性中更好的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中的论述。人类战争第一次大幅减少，是因为大约五千年前，利维坦国家崛起于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一些地区。

就拿挪威来说，这是世界上最晚近才被开发的地区，现在看来与北欧和西欧其他地方没什么两样，可挪威的战争减少现象仅仅从一千年前才开始——当然，虽然你们挪威人有着黑暗的历史，但从那往后做得还不错。

针对此课题的几项综合研究，的的确确从人类学和考古学层面，证明霍布斯对无政府自然状态的描述基本正确。而卢梭主义者的想象，即和平的原始人因为学会了农业，划分私产，建立国家，由此遭到腐蚀，这种在二十世纪中期人类学和流行文化中占主流的观点，已经被证实是无凭无据的。

卢梭主义者的观点基于这样一种假设，认定人烟稀少就不大可能有太多战争好打。然而，现存的狩猎采集社会证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澳洲是狩猎采集社会最佳实验室，1788年欧洲人抵达之前，那片辽阔大陆曾经遍布狩猎采集者的身影，一直未被农民、牧民，或者国家之类的概念“污染”。有证据显示，澳大利亚部族之间战争频繁。

即便在人口密度低至每35平方英里一人的中澳沙漠（Central  Australian  Desert），冲突和致命战斗也是家常便饭。很多战争的焦点是水源，后者对该地区的人生死攸关。澳洲土著手提之盾可不是用来狩猎袋鼠的。绝大部分其他地区，狩猎领地被垄断，受到狩猎采集者凶猛的保护，因为区域资源很容易就会被耗尽。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和平著称的卡拉哈里布希曼人（Kalahari Bushmen）是卢梭主义者的研究焦点。然而，真相很快水落石出，在国家权力介入之前，该族的暴力死亡率四倍于1990年的美国，而那时美国的这项数据就已经是全球发达国家中最高且遥遥领先的了。

对加拿大北极圈内的因纽特人来说，人口稀少到不知道什么叫资源竞争，可即使这样，绑架女性的战斗也异常普遍，暴力死亡率十倍于1990年的美国。新几内亚高地和亚马逊流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初级农业社会的大型缩微世界，两个地区都包含数以百计的部落，以及数以百计的语种，这些社会确实都揭示了类似情况：永不停息的战争和非常高的暴力死亡率。

进一步来说，人类的自然状态和生物界的一般自然状态没什么区别。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普遍看法是，同一个物种的动物不会自相残杀，这就让人类成为一种凶残的例外，并且滋生了这样的猜想：战争完全伴随文明的出现而产生。可是，从那时起，人们发现物种内部的动物之间存在大量的相互杀戮现象，现在每个坐在电视机前看自然纪录片的观众都能对此耳熟能详。也就是说，就这方面而言，人类的行为也不足为奇。

根据几十个前国家社会的数据，前国家社会平均暴力死亡率高达总人口的15%，男性人口的25%，活着的男人统统伤痕累累，而历史上国家社会平均暴力死亡率在1%至5%之间。下降幅度如此之大，主要是由于利维坦国家强制推行的内部和平所致。霍布斯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引发暴力死亡的最重要因素，他是对的。另一方面，在绝大多数历史阶段，国家权力不仅仅具有强制性，还具有极强的压迫性，所以社会经济压迫和更加安全的生活常常相伴而行，虽然这种结合并非始终如此。这就是利维坦崛起所带来的代价。

伴随国家的出现，战争死亡率大幅下降的第二点原因相对不那么明显，较少被人提及。和之前的部落群体相比，国家及其军队的规模都更庞大，往往要大得多，从而形成了一种国家间大规模战争冲突的宏大印象。国家战争看似很大，论绝对规模的确不小。然而，主要的问题并非是绝对死亡数，而是相对死亡率，即死于暴力的人口百分比。国家状态下，恰恰由于国家庞大，相对死亡率其实是下降的。与部落群体相比，大型国家面对战争，只需要更低的动员强度，从而令更多的平民免于战争的袭扰。

以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和帝国之一埃及为例。公元前十三世纪，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率军在叙利亚北部与赫梯帝国爆发卡迭石战役，麾下士兵两万至两万五千人。在那个时代，这是一只规模庞大的军队。然而，当时埃及总人口约为两百至三百万，因此，这支军队最多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

纵观历史，对于大型国家和帝国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比例，因为长期维持一支远离本土的大规模部队，涉及各种繁杂的财政与后勤问题。因此，对比小规模部落社会的全民皆兵，大型国家部队的参军率以及战争伤亡要低得多。此外，小型部落的战争和冲突中，最容易遭受损失的是女性和儿童，而埃及的平民则远离战争的喧嚣，通常也不会直面战争的恐惧。

这种相对安全，是国家出现后社会人口大量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在发生大规模入侵时才会被破坏。这也正是为什么内战——国家内部肆虐的战火——往往会成为最具杀伤力的战争形式，这点也曾被霍布斯清楚地认识到。因此，国家的崛起，意味着规模更大、更加恢弘的战争，然而就整体而言，相对于总人口的伤亡更低。

继利维坦国家崛起之后，战争减少的第二大阶段伴随着过去两个多世纪现代工业化时代而出现。自从1815年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之后，战争数量和战争总体死亡率锐减，发达国家尤甚，乍听这种观点，很多人往往惊讶莫名。1945年后列强间的所谓长期和平则更多地得到承认，这其中当然应该肯定核武器这个决定性因素的作用，核武器成功地吸引了所有玩家的注意，成为他们脖子上的绞索。民主国家之间的和平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可。

然而，早在核子时代之前，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战争便已经非常显著地减少。1815年之后的一个世纪，经济发达国家的战争频率降至此前一个世纪的三分之一，变化幅度空前。我必须强调：降至三分之一，而非下降三分之一。事实上，自1945年至今2012年，现代强权之间已共享长期和平长达六十七年之久，史上第二长的和平期则历时四十三年，从1871年普法战争至1914年一战，第三长和平期跨越三十九年，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终结至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可见，迄今为止，现代强权体系中三段长期和平全部都出现在1815年之后，前两段均早于核子时代。这种引人注目的现象绝非偶然。显而易见，如果要解释自1815年之后，战争状态整体上的减少，那么同时也需要说明，这一大潮中两段刺眼的逆流：两次世界大战。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过去两个世纪里，战争频率之所以开始下降，是因为战争变得太过致命、太过具有毁灭性，太过昂贵。然而这一假说很难成立，因为战争所造成的相对伤亡、所消耗的相对财富并不比以前的历史阶段更惊人或者更高昂。十九世纪作为欧洲史上最宁静的世纪，其战争程度相对而言格外温和。的确，世界大战，尤其是二战，在伤亡方面绝对位列前茅。然而，不同于我们的直观认识，两次世界大战远非史上惨烈之最。再一次，我们需要审视相对伤亡，战争中的总体死亡率，而不是因为参战的国家多，就把数字一个个加起来。

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证明，前现代战争的伤亡率和毁灭性并不比现代战争来得小。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16年）的头三年，罗马损失了约五万17至46岁之间的男性公民，而帝国全境该年龄段的男子一共才二十万人。仅仅三年时间，损失兵役人口的四分之一，与二战期间苏联军事死亡率相当，高于德军的军事死亡率。

与之类似，十三世纪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所造成的伤亡和毁灭性在历史上名列前茅。据估计，中国、俄罗斯人口大幅下降，尽管估算数据颇有浮动。然而，即使按照最低值计算，也与苏联二战时期高达15%的恐怖人口损失数据相当，而中国地区的人口损失率几乎肯定远超该数据。最后一个例子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德国人口损失在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无论哪个数字都比德国一战、二战死亡率之和还高。

人们通常也认定，现代更发达的军事技术意味着更高的杀伤力和毁灭性。然而，更发达的军事技术其实也意味着更好的防护力，例如机械化装甲、摩托化机动，以及防御性电子手段。攻防的先进性通常交替上升，此消彼长。此外，我们太容易忘记，无论是犹太人、苏联战俘，还是苏联平民，二战期间被德国杀害的数以百万计非战斗人员中的绝大部分，他们忍饥挨饿，暴尸荒野，被大量处决，而非死于什么精密的军事技术。

二十世纪发生的几次种族灭绝，与历史上更为古老的屠杀一样，都是利用最简单的技术加以实现，卢旺达种族灭绝者手中的弯刀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这一点。是啊，核武器是终极武器，其杀伤力和毁灭性的确空前。然而，正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远在核子时代之前，战争就开始减少，该趋势同样适用于核子时代的无核国家。因此，尽管二战之后，核武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军事技术也很难被视作1815年之后战争减少的原因。

说在过去二百年里，战争比以前更花钱，这也不是真的，因为还是要考虑相对于整体财富这个因素。战争总会牵扯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也是最昂贵的单项国家开支。十六、十七世纪西班牙、十八世纪法国的经济都被战争以及高昂的战争赔款所摧毁，法国甚至因此爆发革命。还有，前现代战争普遍会引发饥荒，这同样会导致死亡。因此，与现代战争相比，前现代战争既不少死人，也不少花钱，或更少毁灭性。

另一种对近代战争行为减少的解释颇有点一厢情愿，认为这是社会对于战争“态度转变”使然。也没人解释为什么这一态度转变，以及民众乐于“戒掉战争瘾”的意愿，会出现在这个历史时间点，而不是更早。毕竟，绝大多数类似佛教、基督教这样的强势道德主义都在谴责战争，千百年下来也没什么成效。这种理论是在说，人民突然就意识到战争就算不疯狂，也是很愚蠢，毫无理性可言。

对于战争的这种看法，在当今现代而又富足的世界里得到了广泛传播。但是想想成吉思汗，他的子孙后代盘踞东亚和中亚长达几个世纪，基因研究表明，他们加班加点，制造出占这些地区全部男性总数8%的子孙，这是何等令人瞠目的性机遇。

不要以为只有独裁者和军事贵族才能从战争中获益，我们应当谨记，古典时代靠战争发家的两大城邦国家分别是民主的雅典和共和的罗马。这两大文明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关键因素，恰恰是这些政治体系中的人民能够从战争和帝国扩张中获益，所以人们拥护战争，积极投身其中。此外，纵观历史，人民常常会恐惧战争，哀悼战争，正如他们经常热情洋溢地歌颂战争的荣光，传扬英雄的伟业一样。

为了达到目的，人们会采用合作、和平竞争，或者暴力冲突等手段。每种行为策略都是精心设计的工具，可以根据具体的环境和对成功的预期交替使用。暴力并非是一种盲目的生物本能，而是一种为了达到目的，精心选择的策略。这是我们行为工具箱的一把重锤，曾经总是那么趁手自如；其必要性和优越性常常能得到证明。因此，为了理解人类的选择和规范，从暴力冲突转向合作及和平竞争这样的非暴力选项，就必须理解在过去两个世纪以及最近几十年中，环境以及效费比计算方式发生了何种改变。

的确，如果过去两个世纪，战争没有变得更花钱，更具毁灭性，人们对战争态度的改变也不是从空气中蹦出来的，那为什么战争减少了，尤其在发达国家之间？甚至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类似圣西门、奥古斯特·孔德、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以及曼彻斯特学派的思想家们便很快注意到了这种变化，并且意识到这是由工商业革命的兴起所引发，这一革命是自新石器时代人类学会农业之后，最为深远的人类社会转型。

首先，在世界上已完成工业革命的地区，从工业革命伊始到现在，人均财富翻了三十到五十倍，由于人均财富呈现爆炸性增长，马尔萨斯陷阱得以克服。财富总量再也不会成为基本限制，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对财富进行分配，因此，对财富的追求渐渐不再是一个零和博弈。

其次，各国的经济活动不再完全自给自足，通过专业化、规模化，以及交易，国际互联性与日俱增。因此，外国的灾难有可能令整个经济系统变得萧条，从而损害本国自己的利益。（这种现象，最早被密尔所注意，在一战后得到完全证实，凯恩斯在1920年出版的《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中批评向德国索取战争赔款时，便已经预计到了相应的后果。）

第三，更大程度的经济开放，将经济活动与政治主权剥离开来，从而减少了战争爆发的可能。从某个地区获利，不再需要对其进行政治统治。所有这些因素之中，商业上的相互依赖吸引了学术界最多的关注。然而，其他两项因素的重要性也毫不承让。

因此，竞争性经济活动的收益越大，冲突发生的阻力越大，吸引力越小。并非是广为认可的“战争更加费钱”，其实是“和平更加有利可图”。

如果情况的确如此，那为什么过去二百年里，战争还是在发生，尽管频率低得多？首先，种族和民族之间的张力常常盖过新兴的经济逻辑，这足以解释1815年至1945年之间欧洲绝大部分战争。直到今天，这种现象依然存在，在全球不发达地区尤为明显。

此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新经济逻辑出现倒退，起因是列强重拾保护主义政策，并随着新帝国主义将保护主义扩展至不发达地区。保护主义与新帝国主义扩张相结合，意味着新兴全球经济被分割成不同的帝国区域，每个帝国领域都会对外变得封闭，而不是更加开放。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全球经济也的确演变成为这种格局。

雪球效应由此产生，列强竞相争夺帝国殖民地。对于领土受限的德国和日本，“帝国生存空间”或“共荣圈”的需求变得极为紧迫。两次大战的种子由此埋下。进而，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经济自由主义的衰退，导致反自由、反民主的政治理念和政权的崛起，而这种反自由、反民主势头的崛起，又反过来使经济自由主义更加衰退。二者的相互作用，便催生出一种暴力信条：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1945年之后，大战出现的概率进一步减少。在此期间，核武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自由贸易的制度化，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经济快速且可持续发展也非常重要。自由民主的传播同样功不可没。的确，尽管在工业时代，不自由不民主的国家一样不怎么打仗，但自由民主政体才更符合和平的主旋律。

由于国内专制高压，非民主国家对外用兵更加自然。相反，自由民主社会内部以和平、法律仲裁关系为主导，因此人民往往希望将同样的范式应用于国际事务。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宽容的社会中，人民也就越来越容易包容别人的观点。尽管民主国家最初也是庞大的帝国，然而随着提倡自由、法律平等、以及国内政治参与等理念的深入人心，自由民主国家便会发现，在没有得到外国人民同意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统治，合理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由于珍视生命、自由，倡导人权，当试图推行压迫统治时，自由民主国家变会陷入被动。进而，在自由民主社会，个人生命和追求幸福的价值被认为远高于集体价值，在战争中牺牲生命正在越来越多地丧失其合法性。只有在极少数正式而实用的情况下，战争才具有合法性。同时战争被广泛地厌恶，不受大众欢迎。

这种不断深化的潮流和共识简直就是奇迹。其最耀眼而广受世人所认可的成就便是民主国家间的和平。随着自由化、民主化，以及经济发展的深入，富裕民主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已降至零点，它们甚至不认为有必要就可能发生的军事纠纷而对另一个民主国家进行军事准备。历史上第一次，曾经是国际无政府主义状态之内在特性的邻国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编注： 安全困境也叫霍布斯陷阱，是指这样一种局面：当你附近出现一个有能力对你进行打击的邻居，而你又无法确信其善意，就不得不采取预防措施，要么增强防御，要么先发制人，同样的逻辑在对方也成立，结果要么是直接导致战争，要么引发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而后者在力量失衡时同样导致战争。这一困境提示了，即便各方最初都无意攻击对方而只是想自保，霍布斯状态下战争也难以避免 】不复存在，尤其是在北美、西欧这样世界上最现代化、最自由民主的地区，和平得到实现。

随着苏维埃帝国的崩溃，前社会主义政权汇入全球资本经济的大潮之中，东欧、南亚、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的经济快速增长与民主化结伴而行，发达国家爆发大战的前景变得愈加遥远。战争的地缘中心从根本上发生了转移。世界上现代化的、经济发达的地区已经变成了“和平区”。战争现在主要限定在不发达地区，即世界的“战争区”，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在了后面，其相应的副产品就是时不时地打来打去，有时还会和发达国家开战。

1945年后，国家间战争大幅减少的同时，国内战争有所增加，所以有人就信誓旦旦，说战争并未减少，只不过形式有所转变。就好像说有个什么暴力守恒定律，规定暴力总数为一个定值。然而，这是一种误解，源于对材料的无差别诠释，就像有句谚语里说，平均两寸深的湖水也能淹死人。

现实中，世界上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非常不均衡，所以，国内战争同样出现了国家间战争所表现出的下降趋势。由于具有更强的共识性、多数代表性、包容度，以及在和平分离方面更大的合法性，现代化的、经济发达、自由民主的国家，实际上已不会发生内战。

相反，不发达或者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发生内战。这样的国家，往往民族四分五裂，中央政府软弱无力，于二战后去殖民地化并独立建国，从而造成全球范围的内战数量增长。因此，无论是国家间战争还是内战，均主要出现在世界上不发达或者发展中地区。如果考虑到这些地区终将实现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未来尚且光明。

说了这么多最近几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战争大幅减少，和平播撒人间之后，应当强调，这些巨大的改善或者说正在改善的条件，并非完全确凿无疑，不足以确保人类免于大规模战争的阴影。随着世界新秩序被世界新无序威胁，冷战后的欣快时光恐怕会转瞬即逝。发达国家爆发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很低。然而，1989柏林墙崩塌后，基于资本主义和民主胜利的那种深刻的变革感，已备受侵蚀。

或许，最重要的改变就是非民主资本主义强权的回归，这种政体自1945年德国、日本被击败之后就长期缺席于国际社会。前共产主义国家中国经历了大发展和工业化，已经演变为专制资本主义，这将成为改变全球平衡的最重要因素。还有俄罗斯，褪去后共产自由主义之后，正逐渐成为一个独裁国家。这些国家是否能够随发展而最终实现民主化，大概是二十一世纪最重大的问题。

早在当前这轮经济大衰退开始之前，我就曾经在《外交事务》上撰文指出，历史的教训并不明朗，并非进步主义者——例如最近，也是最有名的福山——所深信的那样具有必然性。此次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专制强权更加自信。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因资本主义民主的失败而导致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极权的崛起之后，全球霸主和民主资本主义遭受无与伦比的一记重拳。

有人希望，当前的经济危机不会演变成一场灾难。然而，国家驱动和民族资本主义专制的诱惑的的确确增加了。与此同时，二十世纪民主胜利的支柱——虽然世人一贯对此有所低估——美国势力正在经历相对衰退，尽管或许不会像某些人预想的那么严重。

新资本主义专制势力分享了“发展、开放、贸易、资本”的和平，深深地整合进了世界经济之中，但却没有成为自由民主国家。因此，在该系统中，避免任何贸易保护主义就显得至关重要，不仅仅是因为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损害经济，还因为避免保护主义可以防止出现抢夺市场和原材料的风潮，在二十世纪最初几十年中，正是这些行为，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帝国保护主义和国际纷争。

即使前景并非如此暗淡，随着实力的增长，中国也有可能成为一个更加专断跋扈的势力，就算不会变得具有十足的侵略性，也会像超级强权那样四处秀肌肉。民主和非民主势力或许多少可以和平地共存，出于相互的恐惧和疑虑彼此戒备。然而还是存在这样一种前景，更具对抗性的关系、意识形态方面增强竞争、潜在和现实的摩擦、军备竞赛加剧，甚至启动新一轮的冷战。中国和俄罗斯对于全球专制政权的支持——最明显的就是叙利亚和伊朗——或许只是将来局面的牛刀小试。

战争减少的第二个明显反例是，过去二十多年里局部战争不断上演，这些战争大部分由美国连同其北约或其他盟友发动，但对手却十分落后，跟现代化民主化几乎沾不上边。反叛乱战争格外吸引到大量关注和批评，而且确实构成了一个难解之谜。超级强国能够轻而易举地碾压最为强大的敌对国家，然而却在世界上最贫穷积弱的地区面对武力孱弱的对手一筹莫展。

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这样的一个事实，这种困难并非普遍难题，而一边倒的出现在很多自由民主国家，他们之所以遇上这样的问题，恰恰因为他们是自由民主国家。民主国家的行为招致了大量的批评非议，其中有些并非无理取闹，这或许可以看作民主的荣誉而非包袱。

历史经验表明，粉碎叛乱就需要无情地压迫平民，这令自由民主国家越来越难以接受。前现代国家，以及现代独裁国家和极权国家，就不会为使用这些手段而感到困扰，而且总的来说，他们的压迫行动相当成功。

压迫，是帝国统治不可或缺之基石。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之所以能够以如此低的成本维持统治，仅仅是因为他们能够毫无忌惮地推行无情压迫，就拿英国来说，直到1857年还在镇压印度叛变。然而，自十九世纪末以来，自由主义观点深入人心，尽管表面上风头无两，民主帝国其实已时日无多。

转入二十世纪，大英举步维艰，最终在南非达成和解，从爱尔兰撤军，这对于其他自由民主帝国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几乎被世人所忽视的一个事实是，二战后，去殖民化大潮仅仅发生在自由民主帝国之中（以英国和法国为甚）。根本谈不上什么民意压力的非民主帝国，要么像德国和日本一样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被摧毁，要么在独裁统治土崩瓦解之际和平解体，例如苏联。

质疑者或许会说，当年纳粹德国面对南斯拉夫和苏联的游击队同样一筹莫展。但是，如果德国赢了二战，就能向各种争议地区派遣更多军队，其种族清洗手段也能大展神威。苏联在阿富汗的失败是另一个鲜明的反例，但阿富汗是个例外，位于苏维埃帝国统治系统之外。

车臣或许更能说明问题，而且前因后果一目了然：运用大规模放逐手段的斯大林苏维埃铁腕统治是最残忍也是有效的，九十年代的自由俄罗斯最为温情脉脉，也最无效，而普京制下的独裁俄罗斯介于二者之间。

值得留意的是，在苏联和东欧内部压制反对声音确实更加容易。实际上，我们所能看到的成功叛乱样本，在遭受严重的选择偏差之后，完全被扭曲了，有点像福尔摩斯说的，“一条不叫的狗”——独裁的铁腕下，帝国内部万马齐喑——我们看到的只是最突出的、最具故事性的案例。同样的情况适用于中国，那里成功地对藏人和穆斯林民族主义者进行长期压制，只要中国一日不民主，这些镇压就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人们指责阿萨德在叙利亚的统治残暴，平叛无功。叙利亚的悲剧至2012年的今天已经持续一年半有余，据估计两万多人因此丧命。然而，1982年镇压穆斯林兄弟会哈马城起义时，老阿萨德在三天时间就制造出数量与此相当的尸体。由于害怕外国势力介入，小阿萨德不能像他的父亲那样肆无忌惮。而普京的俄罗斯也没能全盘承袭其前任苏联的那种超级力量，那种东西已经怅然消失了。

并不是说民主国家的所作所为就神圣得无可挑剔。无论是由政治军事当局实施的暴力，还是军队的恣意妄为，都会无差别地针对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自由民主国家严格限制针对平民的暴力，这构成其法律规范标准。尽管很多——或许是绝大部分——违反这条标准的暴力行为都未经报道，但那些已经被自由媒体捅出来的案子，还是会受到公众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根据历史纵向比较和国家间横向比较可知，所有这些措施，极大限制了自由民主国家的压迫能力。

要想取得反叛乱战争的胜利就非得残忍无情的观点，其对立面正是近代自由民主宣传中所认定的 “赢得民心”。诚然，施以恩惠、与之合作，展现出令人愉悦的“软实力”，至少赢得被征服社会精英阶层的民心，是帝国“绥靖”政策的中心环节。然而，天鹅绒手套总是罩着一只铁拳，当机立断粉碎本地抵抗，毫无疑问依然是异国统治的终极手段。“赢得民心”确实已成为维持外国社会和平的脆弱而昂贵的指导方针，但那只是因为，自由民主国家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武力碾压这些社会的能力。

尽管存在无可辩驳的残忍行为以及政策错误，民主国家的反叛乱战争史依然可以算作其高贵品行的明证。对别国的人道主义干涉同样不可避免地会遭遇上述棘手问题，这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阻挠了这些干涉。而且，对外干涉逐渐增多，也是为了应对笼罩在战争减少大势上的另一团阴影——非传统恐怖主义。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大规模恐怖袭击，这起事件成为划时代的界标，并非由于恐怖活动本身，而是一个可怕的征兆，预示着一个晦暗的未来。那就是非传统恐怖主义采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带来的威胁：核武器、生物武器，以及化学武器。其中，化学武器威胁最小，再成功不过的化学武器顶多杀伤数千人。生物武器的杀伤力要大几个数量级。

基因解码和生物技术方面革命性的突破，大大提升了生物武器的杀伤力和易用性。实验室培育的一株剧毒的细菌或病毒就能够造成与核弹相当的伤亡，更不用说经过特殊选育、尚未出现免疫的超级细菌了，而恐怖分子要搞到这些生物武器远比核弹容易。幸运的是，相对于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恐怖分子无法生产核武器。当然，他们可能从那些能够生产核武器的国家获得。

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原本属于国家级别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技术和原料向下流动。核技术流入低安全标准、高度腐败的国家带来的最严峻风险就是与日俱增的泄密危机。迄今为止最著名的案例，就是阿卜杜勒·卡迪尔·汗（Abdul Qadeer Khan），这位掌舵巴基斯坦核弹项目的负责人把核武器秘密卖给了大概十多个国家。

而且，世界上不发达不稳定的地区也有可能陷入分裂和无政府状态。一旦国家政府崩溃，无政府状态取而代之，谁能确保这个国家的核武库安全无虞？这方面，巴基斯坦再次成为一个值得再三讨论的案例。其实，前核武器超级大国苏联的崩溃就是未来威胁的典型模式。出于上述诸多原因，恐怖分子购买、偷窃、抢劫，甚至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已经大幅增加了。

007这种类型小说里老生常谈的威胁世界的个人和组织，突然一下子变成了现实。今天这个时代，无需变得强大就可以给世界重重一击。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就是基于确保相互摧毁，而这对恐怖分子而言毫无意义，正是他们，而非国家政权，更乐于使用终极武器。与超级大国在冷战中形成的规范不同，恐怖分子所获得的非传统能力非常实用。一旦存在可能，就很难看到什么东西会制止这种事在某时某地变成实实在在的威胁，尤其对于生物技术，潜力确实存在，并且正在逐渐扩大。

这是一个盘根错节的问题，不存在简洁明快的解决方案。防止核扩张，追剿恐怖分子的国际合作至关重要，但是很多国家要么主动抵制，要么作壁上观。外界军事干预极具争议，充满种种困难。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编注： 从上下文看，似乎是指核扩散这件事 】，对核武装的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就成了以色列或美国手中可以打出的一张牌，进而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涉及世界主要力量的战争。

防御策略基本与先发制人一样问题丛生，对民主国家尤甚。对嫌疑犯的超期羁押意味着异乎寻常的法律程序，繁杂善后处理方法，对民众的监视监听，和其他侵犯隐私的行为，这正是民主国家舆论热火朝天讨论的、法庭上唇枪舌战的话题。涉及反恐战争的进攻和防御两方面议题时，讨论便带有了苦涩的意识形态和义愤色彩。然而，非传统恐怖主义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也将长期存在，此事绝难善罢甘休。

我们无疑正在经历史上最和平的时代，这是充满喜悦且有着深厚基础的和平大潮。然而，至少自1945年以来，现在是最危险的时代，因为人类第一次具有彻底摧毁自身的能力，即使个人和小团体也能够制造大规模的伤亡，毫无疑问。

众所周知，只要不和未来进行对照，预测就很准。即使最为基础的历史趋势，也会随时间改变方向，产生不同寻常的相互作用。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答案。我们只能希望，尽管小有起伏，整体趋势依然是确保并且深化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虽然海里的鲸鱼们可能会反对，我们还是希望整个世界都能更像挪威一样。

（编辑：@whi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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