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沙龙

反对计划生育无须论证，因为它直接侵犯了人类最古老最基本的权利，但如果反计人士一定要找个更响亮的口号的话，我倒有一个，五六年前我在某BBS上发过：

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生育率下降，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进城后就失去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本性，而是因为他们改变了生养策略，从数量策略转向了质量策略；尽管从短期看，采用质量策略（即少生精养策略）给你带来更少的儿子女儿，但在长期，给你带来的重重重重孙，可能并不比采用数量策略者少，因为较好的营养、健康条件、教育程度、工作技能、社会竞争力，不仅提高了他们的生存能力，还提高了他们在未来婚姻市场的谈判地位，也有望给他们的子女一个较高的发展起点。

个人按自身条件不同会采用不同策略，均衡状态下，两种策略的分布比例取决于抚养和教育的成本收益比，这个收益，最终是以重重重……重孙的数量来计算的。

当精养成本高于粗养成本的两倍时，穷人便很可能采用多生粗养的数量策略：假设粗养成本是3000/年，精养成本10000/年，一个穷人年收入9000，不养孩子时的基本开支2000，已经生了第一个孩子，现在他面临两种选择：或者拼命挣钱，争取能挣到12000，以便能精养这一个孩子，或者放弃这一愿望，再生一个，全都粗养；一旦他做出后一决定，而此后又幸运地将年收入提高到了12000，那时，他不可能再杀了一个孩子，重新换用精养策略，这时，他的最佳选择就可能是再生第三个。我们知道，越是穷人越不愿意冒险，所以他在第一个决策点上更可能选择生第二个。

实际上在中国，精养与粗养的成本差异，还要高出上面的虚拟数字，所以，很明显，穷人会更倾向于采用数量策略，因而计划生育的主要受害者；在无差别一胎政策时期，农民是最大受害者，后来被允许有条件二胎，于是没有农村户籍的城市贫民如蓝领工人成了最大受害者；实际上，在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早期阶段，城市工人的生育率很高，直到后来教育年限拉长，教育成为很大负担时，生育率才开始下降，而在中国，城市工人的生育率显然被人为压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