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人口，随时需要牢记的变量 人口是头号宏观变量，可惜的是，自马尔萨斯以来，人口问题没有得到经济学家的足够重视，它常常被视为给定的外部变量，而很少研究它本身的变化和它与其他变量的互动关系；不过这一情况在近几十年有所改善，特别是在加里·贝克尔于80年代重新建立了生育的微观理论之后[1]。

无论理论如何，作为经济和产业的观察者，人口是必须随时加以留意的宏观背景；在上世纪改变世界经济面貌的一大变化是，在发达国家，随着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生育率戏剧性的大幅下降了，其中大部分国家降到了替代水平[2]之下，而同时，发展中国家则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膨胀。

生育率的下降，一是因为孩子抚养成本的大幅提高，二是因为生育文化的改变，而避孕和堕胎技术的普及使其成为可能；抚养成本提高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教育年限拉长和费用提高，二是妇女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家务负担的减轻提高了照顾孩子的时间机会成本；而最根本的，父母之所以愿意为教育大额投入，是因为素养、技能和知识的回报提高了；最终，这些变化综合起来，扭转了生育文化。

尽管生育率下降与人均收入提高在统计上表现出较高的相关性，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减少生育是为了用质量换取数量的策略，之所以质量策略变得更有优势，是因为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产出比改变了；所以，假如收入继续提高，而教育投入的边际产出开始下降，生育率就可能回升。

同时，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大幅降低了抚养孩子的成本，包括生育补贴、有利于家庭和生育的税收制度、免费义务教育、儿童医疗补助，等等，都有利于生育率回升；不过，评估影响生育率的各种因素的效果，需要很长的时间跨度，至少要几代人之后才能看清，所以，我们并没有理由相信生育率下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城市化是人口变迁的中心主题，这不仅是因为它本身完全改变了人口分布面貌，更因为城市化是影响生育率的头号因素，夸张点说，都市是人口的黑洞，出生率最低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澳门、香港、新加坡，全是都市城邦，紧跟在后面的是都市化水平最高的两个国家：日本和韩国；美国的都市化率低于欧洲，生育率也高于欧洲。

城市也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结构，也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看待职业、金钱、交易、财产、乃至时间和性别的态度，家庭内的分工，对待配偶、亲戚、邻居和朋友的方式，维护权利和处理冲突与纠纷的方式，都和过去不同了。

而同时，因为我们有着在乡村生活的漫长历史，多数人不久前或上一辈还是农民，因而无论在文化还是个人情感上，都与乡村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即便身在都市，许多人仍怀抱对乡村的向往，这未必是虚幻的梦想，人口聚集未必是条单行道，随着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未来的乡村，或许会在新的制度、文化和产业条件下重建。

[1]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家庭论》（1981初版，1991年经大幅扩充修改后再版）。

[2]替代生育率（replacement fertility）是指维持长期人口水平不下降所需的最低生育率，取决于出生性别比和女性在生育年龄前的死亡率，目前全球平均值约2.33，发达国家约为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