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规章条例常常是麻烦的起点 如前面所说，财产权是法律给行为所划定的边界，类似的，管制也是一种行为边界，规定你不可以做什么；差别在于：财产权篱笆的钥匙，分散的握在每份财产的主人手里，而管制篱笆的钥匙，则集中的握在作为立法者的政府手里。

这一区别有着巨大的经济含义，比如，人们都讨厌噪音，假如法律赋予居民阻止邻居制造噪音的权利，那么，你要在家开个重金属晚会，就只须征得邻居们的同意，但假如政府法令规定任何人不得在居民区制造多少分贝以上的噪音，要合法的开晚会，你就只能去发动一场立法运动了。

问题是，同一种行为，在不同场合下，给不同的行为人带来的收益，给不同的旁人带来的影响和主观伤害，都大不相同，你的邻居可能对噪音十分敏感，也可能不太在意，或者恰好也喜欢重金属，而这个晚会，可能对你难以割舍，也可能很容易换个地方去开，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高度分散的、无法被集中处理的私人知识或局部知识[1]，在分立的私人产权制度下，这些知识将体现在议价和交易过程中：假如你很在意而邻居不太在意，几句道歉或一份小礼物或许就能换得谅解，假如邻居很在意而你无所谓，或许就放弃或换个地方了，假如你们都很在意，或许你会付一笔钱给他。

然而，在管制制度下，所有这些差异和信息都被无视了，结果，大量原本通过私人间议价和妥协可以做的事情，都被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禁止了，人们因此而丧失了这些事情所能带来的全部福利，而这一福利原本足以补偿受影响者的损失还有余（否则就不会达成妥协和交易）。

因管制而丧失的福利绝非微不足道，价格管制让无数时间、精力和才智浪费在排队、变相加价和搜寻中，脱离现实的严苛标准把许多商品的价格抬高到穷人难以承受，被FDA所禁止的药物和医疗方法，更剥夺了许多人冒一些副作用风险而挽救生命的机会。

由于掌握立法权的政客既可博取保护消费者的名声，又无须承担管制的代价，因而总是倾向于将管制标准定的越来越高；同时，每项管制都对应着新的行政职能、编制、预算和权力，因而行政官僚也总是乐意维持和增加管制项目。

由于管制大规模压制了通过自愿交易增进福利的机会，它总是面临着潜在众多交易者突破其限制的努力，这便给其执行者带来了大量寻租机会，已成为腐蚀行政机关和司法系统的主要力量，也消磨着公众对政府和法律的信心。

[1]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社会中的知识使用”（1945）一文中提出了分散知识（dispersed knowledge）的概念，并分析了市场价格机制如何处理它们，以及为何只有价格机制能够处理它们，这也是哈耶克据以反对计划经济的核心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