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宏观经济 商品价格的高涨是金银增加的必然结果，但这种高涨并非紧随金银而来，而是需要一段时间，直到货币在全国流通并让所有人都感觉到其影响；刚开始看不出什么变化，逐渐的，先是一种，接着是另一种，物价逐渐上涨，直至全部商品价格与新的货币量形成合适比例为止，只有在货币增加到物价上涨之间的空档中，金银增加才对提高生产劲头有利。 ——大卫·休谟，“论货币”，1742 人类在恐惧与兴奋之间摇摆的天性让我们陷于经济困境，没有任何经济模式能够抑制这种情况的出现却不带来严重的后果。监管是人们所谓能有效解决当前危机的方案，但它在历史上从未能够消除过危机。 ——艾伦·格林斯潘，《金融时报》专栏，2008 有些事情，可以从对个体的微观判断简单推知对群体的总和效果，比如，一个人每天多吃几块肥肉，就容易长胖，假如每人都多吃肥肉，总的肥胖水平就会提高，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另一些事情上，从微观判断是得不出宏观结论的，比如，一个人捡到一百万美元，他就变得更富有了，假如每个人同时捡到一百万美元，整个社会的富裕水平会提高吗？

后一类情况意味着，某些经济现象从观察个体行为是无法得到理解的，就像观察个别空气分子的运动无法获得对飓风的理解一样，必须在另一个层次上观察和分析，那便是所谓宏观经济学正在做的事情。

从系统学的角度看，驱动一个系统的总体运动和变化的诸因素中，具有可叠加和可积累性效果的那些因素，将占据主导地位，而假如它们能被某种正反馈机制所放大，那么这种主导优势更将是压倒性的。

正反馈对于一个系统是破坏性的，系统能够稳定的存在，要么在其边界上存在某种负反馈机制，要么会通过某些爆破方式周期性的释放其能量，而这些边界和爆破点将构成系统的总体面貌和波动特征；理解经济系统的关键，便在于找出这些反馈机制及其工作原理。

一个正反馈因素是分工，分工提高效率、增加产出，而更高的产量将支撑更精细的分工（因为在较低的产量下，将某些工序分离出来是规模不经济的），于是进一步提高效率、增加产出；但每个正反馈必定对应一个负反馈，分工越细，交易和组织成本越高，效率越低，最终分工细化将停止在成本收益相抵的那个水平上。

类似的，合作（包括交易）关系中也有正反馈效应：合作会增进信任，信任会带来更多合作，另一方面，过度的信任会增加欺骗的机会和收益，同时，过于密切的合作关系会将合作引入那些过于复杂或不确定性太多因而不易履行承诺的事情上，从而既破坏信任，也减少合作。

人口也是如此，每生下一个孩子，就为未来增加了一个能生孩子的人，但随着人口增加，为生产足够食物不得不开垦更贫瘠的土地，而随着单位土地上投入更多劳动，边际产出不断下降，直至新增产量无法供养新增人口。

信用和流动性是另一个例子，信用创造流动性，流动性抬高资产价值，而更高的资产价值带来更好的信用，但流动性过度泛滥会提高系统风险水平，最终通过或大或小、局部或全局的爆破来释放。

乐观与悲观的正反馈机制是一种“信念的自我实现”[1]，这是由信念和行为相互加强的二元正反馈：我相信股市要涨，大手买入，我表弟听说我在买，也相信要涨，就跟着买，然后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股市要涨，也跟着买，结果股市就真的涨了；银行挤兑也是如此：有谣言说某银行要破产，最初听到的几十个人跑去提款，别人看到好多人同时在提款，感觉不妙，跟着提，于是银行真的破产了。

[1]也叫“自我应验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