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家于1615年攻克大阪，发布一国一城令，弭平全境，到1721年重新落入马尔萨斯陷阱，满清于1681年平定三藩，到1796年爆发白莲教之乱，被许多史家视为人口压力开始起作用的标志，这两个长度极为接近的周期，或许并非巧合，和历史上典型中原王朝的人口恢复周期大抵一致。

【图3】日本江户时代的人口与农业产出 【图4】日本江户时代的人口密度与城市化率 人口压力的增长也伴随着众多文明元素的消逝，当我们追溯各种器物、技术、工艺、文学和艺术形式，乃至思想观念、组织模式和制度元素的古代渊源时，常会发现，那些能够找到的渊源，多数出现在宋代，还有一部分在南北朝，更早的，就要到先秦去找了，并非巧合的是，这些历史时期都是人口压力相对松弛的阶段。

宋代的产业生态很像工业革命前夕的英格兰，其核心特征是广泛采用非人力能源和劳动节省型机械，水力作坊遍地开花，包括大型水力纺车；然而到清代，王祯《农书》中所描绘的农业和工业机械几乎消失殆尽，铁鎝锄头代替了耕牛，推磨的水力换成了人力；明清江南纺织业尽管规模庞大，但黄宗智的研究发现，纺织工作绝大部分以家庭副业的形式完成，宋代那种集中使用水动力设备的规模化工场作坊已不复存在。

人口压力和城市繁荣之间的关系，从相反的方向可以看得更清楚，14世纪中后期的黑死病，消灭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并且此后黑死病反复流行，长期抑制了西欧的人口增长；然而正是从那时起，欧洲的城市化率开始快速持续上升，（按五千人标准）从1300年的9.5%升至1400年的12.5%，这明显早于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更远远早于工业革命。

在2007年发表的《 增长的三驾马车：瘟疫、战争和城市化 》这篇论文中，经济学家Nico Voigtlander和Hans-Joachim Voth指出，正是黑死病加上连绵不绝的战争，让欧洲长时期内大幅远离马尔萨斯极限，才促成了数个世纪的城市扩张和经济繁荣，并为此后的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

黑死病提高城市化率，并非因为它消灭了更多农村人口，恰相反，正如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所指出，古代城市的极高人口密度和恶劣卫生条件，令其在瘟疫中的死亡率远高于农村，这一点在欧洲尤为突出，因为不存在粪肥市场，欧洲城市的卫生条件远比中国城市差；但是，由于瘟疫大幅提高了工资率，在恩格尔定律作用下，对城市所生产的非农业产品需求大增，带来更多城市就业机会，不断吸引大批农民进入城市，这反过来又提高了瘟疫带来的死亡率。

在极限水平附近，降低人口将提高剩余率，从而让国家更容易征收税赋，供养一个更大规模的政府，这一原理为我们理解国家权力的基础提供了两个启示：首先，和传统的国家起源理论相反，国家的征税潜力和财政基础并非基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剩余，而只需要足够的暴力手段和组织能力，通过食物产出再分配压低人口水平，提高剩余率，便可获得可持续的税赋基础。

其次，尽管古代政府规模远不如现代政府那么大，但也并非都像晚期帝国的政府那么小，实际上，在人口压力还没那么大的古典时代，政府规模明显比后来的更大，相对于其人口水平，秦汉的行政系统不仅数量更多，专业化程度更高，组织更严密，对社会的控制也更深入和细致，这从简牍材料中可以得到一个直观印象。

施坚雅的研究发现，从西汉到清代，尽管人口增长了六倍，有效疆域扩大了一倍多（西汉整个南方基本上处于未开发状态），但基层行政单元并未增加，汉初1580个县，清初1510个；更有意思的是，越是战乱、分裂的人口低谷期，县反而越多，南北朝晚期只有四千万人口，却供养着2300个县政府，还有三个中央政府；同理，每个王朝初建之际，县的数量通常也处于峰值水平的1500多，随着王朝稳固，人口恢复，便逐渐下降到1200上下。

当人口压力特别巨大，以至难以征税以维持政府时，统治者甚至可能刻意压低人口；阿兹特克晚期的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200多，其中宜耕地区更高达500多，远高于其他早期文明，时常为饥荒所困，这一状况催生了一种独特的战争形态，这些战争并非起因于冲突或纠纷，也不是为了劫掠勒索或征服扩张，其主要目的就是尽可能多的获取俘虏，杀死并吃掉，武士的战功和晋升条件皆以捕获俘虏数量为依据。

在阿兹特克诸城邦中拥有霸主地位的三巨头，特诺奇蒂特兰、特斯科科和特拉科潘，几乎持续不断的对其他城邦发动战争，起初这些战争是为了建立纳贡和贸易关系，但后来，常规战争已满足不了对俘虏越来越大的需求，为此，城邦之间时常安排一场“花式战争”（[[xochiyaoyotl]]），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开战。

此类战争并不带来任何政治后果，也不改变外交关系，唯一的功能就是消灭部分人口并获取肉食；在阿兹特克，被用作人牲的俘虏数量非常庞大，一些重大仪式上，首先被献祭然后被吃掉的人牲，可多达8万，而一个普通城邦的人口也就几万，对于这些蛋白质高度匮乏的群体，大规模屠杀俘虏既是人口控制手段，也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印加帝国的人口密度虽没有阿兹特克那么高，宜耕区每平方公里超过120人，但安第斯高原的土地十分贫瘠，因而人口压力也很高，经济学家Louis Baudin将其称为马尔萨斯定律的绝佳案例；不过，印加人的解决方案不是杀了吃，而是计划生育和强制迁徙。

印加帝国在每个行省设有国营手工作坊，名为“太阳神处女院”，每隔一两年，行省官员便从所辖社区中挑选出一批少女，称为“选妇（aqllakuna）”，名义上，她们是印加王的候选嫔妃，实际上，其中少数被用作献祭人牲，还有少数被分配给功绩卓著的武士或贵族作为配偶，但绝大多数被终身幽禁在作坊内，纺织和酿酒，不得结婚生育，若被发现怀孕立即处死；选妇数量很庞大，规模较大的处女院可容纳数百人，而处女院在考古遗址中占有相当比例，这一制度明显有着控制生育率、压低人口的用意。

缓解人口压力的另一个办法是大规模迁移，人口过密地区的村社，被强行整体迁移到数百上千公里之外人口较稀的地区；强制迁移也是印加帝国的重要统治手段，通过彻底打散和重组原有的族群分布，传统的族群合作纽带被破坏，政治控制变得更容易，那些较为忠诚的族群被迁往边境要地，并以免税或分配大量他族女性作为补偿，不够驯服的族群则被迁入腹地，置于陌生邻居的监视之下。

印加与阿兹特克的高强度人口压力和极端人口控制手段，或许和它们的土地制度有关，这些社会始终没有形成私人土地财产权，土地皆由社区集体所有，这样，抵抗人口压力以免剩余被其耗尽的力量，就只剩下国家权力了。

注1：赵冈对宋代城市化率的估算在各家中偏高，但并非最高，斯波义信估算的上限为30%，而最低估算数（柳平生与葛金芳）是13-14%，但同时，赵冈对清代城市化率的估算同样偏高，按施坚雅的较保守数据，1843年的城市化率仅为5.1%，所以，无论取高估数还是低估数，清盛期城市化率都只有南宋鼎盛期的约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