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帝国更流行的通信系统是烽燧链和邮驿网，烽燧传讯的速度较快，汉代边地烽燧的间距约1-3公里，假设每个烽燧的响应时间是5分钟，那么信息每小时可以走12-36公里，每天三五百公里；但烽燧的带宽太小，调节烟柱数量和火把离合也只能编码几个比特。

邮驿则是高带宽的，但速度比烽燧慢，罗马帝国的普通驿传速度是每天60-80公里，和唐代的每天160里差不多，紧急情况下，若不断更换最好的马，且不惜将马累死，可以达到每天两三百公里，公元前9年提比略（[[Tiberius]]）便是以这种方式在一昼夜内狂奔300公里，赶往日耳曼前线见他临死的弟弟德鲁苏斯（[[Nero Claudius Drusus]]）。

在古代，既高速又高带宽的远程通信工具是信鸽，可负重75克（相当于20张A4纸或0.6平米缣帛或0.14平米羊皮纸），以80公里时速一天内将消息传至千里之外；但信鸽也有其缺陷，首先是不可靠，它们经常被敌人打下来，其次，它是定点且单向的，因为信鸽通信利用的是其归巢本能，而每只信鸽只认一个巢；不过，对于最高权力者，第二个缺陷同时也是优点，它限制了属下的通信对象，防止他们用信鸽与敌人或相互间密谋串通。

通信在大型组织运营和控制上的关键作用，从教皇格列高利一世（Pope [[Gregory I the Great]]）的成就中可窥见一斑，格列高利是罗马教会事实上的缔造者，在他之前，教会是个十分松散的组织，教皇作为罗马主教也只是诸主教中最显要的一位，格列高利将它改造成了严密的层级化组织，他那非凡的组织管理活动有个著名特点：大量写信，在14年任期中，仅留存下来的信件就有854封。

通过与下属之间非常频密的信件往来，他对远在西西里、北非、不列颠的下属的工作进展了如指掌，事无巨细的作出指示，并在任务执行过程中不断给予协助和干预；为处理大量信件，他还组建了一个专门的文书团队。

格列高利能这么做，也得益于教会在读写上的优势，当时统治西欧的蛮族领主和贵族大多是文盲，因而这一优势尤为突出，国王们能够得到的文书服务也大多来自教士，结果，集权化之后的罗马教会不仅在各国拥有巨大权力，也成了近千年中唯一一个影响覆盖整个西欧的权力中心，到中世纪后期当贵族也开始掌握文字时，教廷的地位已难以撼动。

通信手段在帝权专制的发展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历史上那些权力欲特别强的帝王，总是努力绕开常规行政系统，直接从下层获取情报，武则天就特别喜欢让人向她告密，朱元璋更将密疏言事制度化了，不过，他们把告密权放得太宽，反倒容易被信息所淹没。

康熙做得更聪明，他把密折专奏的机会限于少数亲信和60多位省级大员（这里我们又看到了邓巴数），从而首度建立起了真正有效的直达皇帝的专属情报系统，康熙还在要地安插亲信作为另一套情报来源，曹雪芹祖上三代所担任的江宁织造，就兼负着为皇帝收罗江南情报的职责；雍正更将密折制度变成了主要施政工具，通过朱批奏折与臣僚直接对话成了常规，留存的朱批奏折共41600本，批语1000多万字，合每天批9本两三千字。

这一系列做法，将集权专制推向了前电报时代的极限，从{{孔飞力}}（[[Philip A. Kuhn]]）在《 叫魂 》中所描绘的一个案例可以看出，当皇帝对某件事情产生兴趣时，其干预可以细致和深入到何种程度，比如对一个乞丐的审讯中，刑讯逼供的尺度该怎么把握，如此程度的直接干预和全程遥控，自然离不开高效率的通信系统，在处理叫魂案的那半年里，奏批往来的频密程度，可从孔氏所援引的部分批语中得到一个直观印象。

这些通信系统成本极为高昂，汉代西北边境的居延都尉府（县级军事辖区）沿额济纳河构建的一条270公里烽燧链上，有270座烽燧，敦煌的塞垣烽燧链密度近似，长约100公里，近100座烽燧，每座烽燧少则三五名，多则十几名守卒，为管理数百座烽燧并为其供应粮草，还须建立一个四级官僚结构和三级仓储系统，人员配置近2000，而当时居延县总共才8000户人家。

邮驿网比烽燧链庞大得多，东汉修建的 褒斜道 ，全程258里（107公里）设置了大小64个中继站（所谓邮亭驿置）；假设每县有50公里驿路，每2-3公里一个小型中继站，10-20公里一个大型服务区，就需要数百人为它服务；明清两代，全国8万多公里驿路，2000个驿（服务区），14000个铺（中继站），每驿60-70匹马，总计十几万驿卒铺兵和同等数量的马匹。

维持这样的系统需要雄厚的财政和劳役资源，在古代帝国的常设行政系统中，它占了很大比例，清代一个县级政府的书吏衙役加起来不过一两百人，和驿卒铺兵数量相当，加上马匹，后者财政负担更大，所以万历年间{{张居正}}大举裁撤精简行政官僚机构时，邮驿系统是他的裁撤重点。

道路和邮驿系统一旦建立起来，便成为帝国权力的一大支柱，并且为帝国统一提供了一种向心力，使得它容易被接管，却很难被割裂，因为这些道路网络的拓扑结构有着强烈的首都中心倾向，将其中一个局部分出来，功效便大打折扣，罗马大道（[[Roman Roads]]）被刻意设计成笔直的形状，常不顾地形条件而强行取直，甚至在翻越山岭时也直上直下，这样的道路系统有利于大跨度的战略机动和长途通信，但削弱了连接区域内城镇和局部中心的价值，因为后者的分布通常由河流山脉等自然地貌所决定。

电报的出现戏剧性的改变了通信方式，传统邮驿系统在不到一代人中即遭废弃，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权力结构；南北战争首度见证了这场革命，凭借4000多英里电报线路，林肯成为首位能够直接向战地指挥官发号施令的总统，在战争部的电报室里实现了对战争近乎实时的遥控。

1879年的祖鲁战争（[[Zulu war]]）是个有趣的对照，这场冲突很大程度上是英国派往南非不久的高级专员亨利·弗里尔（[[Henry Frere]]）刚愎自用，背着其殖民部上司擅自行事的结果，在殖民部长希克斯·比奇（[[Hicks Beach]]）看来，当时弗里尔若用电报而非信件与伦敦沟通，战争完全可以避免；可惜的是，就在战争结束后不到一个月，来自亚丁（[[Aden]]）的东线海底电缆刚刚通到德班（[[Durban]]），而通往专员驻地开普敦（[[Cape Town]]）的西线海底电缆在十年后才铺通。

电报对权力结构的冲击也改变了几大帝国的命运，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热情拥抱这项新技术，1839年，摩尔斯的测试成功后一年多，首部电报机即已出现在伊斯坦布尔，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尚未结束，通往欧洲的线路便已开通，到1869年，急速扩张中的帝国电报网已拥有25137公里线路。

起初，电报强化了帝国对遥远行省的控制，但因为电报线铺设成本远远低于邮驿系统，只须一路竖杆子，且完全不受地形之碍，地方政权也很容易建立起自己的通信网，同时民用电报也迅速发展并推动了新闻业繁荣，结果导致地方离心倾向和民族主义的兴起。

类似的故事也在东方上演，庚子事变后的{{东南互保}}这种前所未有的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正是因为各地督抚已能相互通电，而此事的牵头者恰恰是当时控制电报局的{{盛宣怀}}，更有意思的是，盛宣怀在1911年担任邮传大臣后，试图将各省自建的铁路和电报网收归国有，以便由中央集中控制，由此引发的{{保路运动}}导致了满清帝国的最终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