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和老木匠一起吃饭，聊得很开心，其间我们也未能免俗的扯了几句时局和对几个大人物的评价，这时我提出了一个观点，值得拿出来再细细探究一番。

我认为，对于历史上或当今的政治人物，我们可以基于某些理论分析他们的决策或言行的历史后果，即，这些行为对后续历史进程的影响，也不妨对这些影响及其后果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但是，我们不能基于这样的判断，进而对他们的行为作出道德评判。

这是因为，{*quote(道德评判.原则)作为当事人，只须对他能够预见到的（或依合理的要求应该预见到的）行为后果负责，而无须对他无法预见到，或依他所处的地位和情境不能合理的要求他预见到的后果负责，这是关于法律和道德责任的普遍原则，我想不出什么理由不将其适用于政治人物和政治行动。

我们知道，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因而其影响及于整个社会的重大政治行动，其长远后果通常都是难以预见的，对于这种影响中所涉及的因果关系，以及描绘这些因果关系的一般理论，或许随着知识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入而不断进步，然而，且不论这些理论中是否有任何一种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可，只要我们承认个人理性的局限性，就不能要求政治家个体拥有当前最佳最全面理论体系所能支持的预见能力，因为这样的理论体系本身可能复杂的难以被单一个人所全面理解和恰当运用。

假如我们不对道德评判所依据的因果关系之常识显明性和因果链长度作出限制，那么任何行为都既可以被判定为善良的，也可以被判定为罪恶的/quote*}：我强化暴政的力度，你可以说我助纣为虐，我努力减轻暴政给民众带来的痛苦，你可以说我在延长暴政的寿命，反之亦然，你也可以说，我在加速暴政的灭亡，我在帮助民众抵挡暴政的肆虐——这样一来，道德评判实际上不可能进行了。

当然，社会可以对政治家（尤其是他们的重大行动）提出一个比普通人高得多的预见要求，但究竟有多高，随具体时代和社会所通行的社会/政治伦理而不同；对于政治家来说，只要他遵循了当时当地的伦理规范，其行为在道德上便无可指责，相反，假如他违反了这些规范，即便其行动在事后被证明是效果良好的，推动了某种可欲事态的出现，他在道德上仍是有罪的。

比如蒙古人对中亚的大扫荡大屠杀，曾极大推进了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很可能刺激了西方的文艺复兴，甚至可能间接的刺激了欧洲在中亚门户再次关闭后发动了大航海事业，最终导致地理大发现，但我们显然不能因此而在道德上赞美蒙古人的屠杀行为。

比如计划生育，我始终认为，它确实会带来某些可欲的后果，但在道德上，它显然是罪恶的。

比如皮诺切特，他的铁腕反共行动和亲市场政策将智利送上了一条光明大道，但假如他果真像传说中那样把共产党人未经审判而装在麻袋里从直升机里扔进大海，那无疑是罪行；在赞叹皮诺切特的“历史贡献”和认定他的罪行之间，我并不觉得有什么逻辑困难[1. 或许某些人会因此而面临情感困难——究竟该恨他还是爱他呢？——这可以理解，但我自己是不大会对某个无缘谋面的历史人物或遥远的政治人物产生什么情感的，至少不会多到带来困扰的程度，说到底，我为何要去介意那个造就了今天这个“我”的历史为何是如此而非那般呢？]。

再如朱镕基，一个更复杂的例子，他对银行/电信等基础部门的企业化改造和对国企的垂直化整合，无疑都是市场导向的，但在客观上，这些行动极大改变了中央/地方的力量对比，强化了中央集权，其恶果在今天已显露无遗，但我并不认为，他在道德上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

再如贪官和腐败问题，我同意许多市场派朋友的说法：腐败比管制好多了，而且常常是化解管制恶果的有效途径，但是，我不会（像有些朋友那样）再向前跨一步，在道德上称许贪腐行为，这些行为在我眼里当然仍是无耻可鄙的。

不过，对于究竟什么才算是“当时当地的伦理规范”，肯定会有不少争议，但这不是问题，因为不像中心化司法系统，道德规范是分散执行的，是个无须完全同步的分布式并发系统（当然，作为社会规范，最低限度的协调一致性是必须的），即，在实现机制上，道德评判的算法在每个个人头脑里执行，且无须输出单一或一致的评判结果（对于中心化司法系统，这一点在原则上是必须的），这是另一个话题，回头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