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持枪权的争议中，焦点常常落在枪支的自卫功能上，即便限枪派也会承认，这是值得考虑的需要，然而，拥枪派所提出的另一个理由——维持民间武力以对抗可能出现的暴政，却常常被嗤之以鼻，许多人都认为，以个人轻武器对抗现代军队和国家机器，简直是痴人说梦。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轻武器当然无法对抗现代军队，但未必不能在防止暴政上起作用，因为暴政不是一夜间冒出来的，在它发育的过程中，不大会从一开始就动用最强大的工具来对付所面临的挑战，假如在暴政苗头刚刚显露时便遭遇轻武器和松散组织的抵抗，完全有可能被吓的缩回去。

假如你对这一分析不以为然，请看下面这个案例，摘自[[Jared Diamond]]的《 崩溃 》（ [[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 ）第一章（故事发生在蒙大拿州）： 在比特鲁谷，激进的右翼保守派人士都是国民自卫队成员，这个组织由当地一些拥有土地的人组成，配有武器和弹药，拒绝纳税，禁止别人踏上他们的土地。……这种政治态度的后果之一就是比特鲁谷人反对政府在此进行土地划分或规划，土地所有人认为自己有权对私有财产做任何想做的事。…… 1993年，斯蒂夫·鲍威尔在拉法利郡担任委员时，曾召开公共会议，开始讨论关于土地用途的规划，并鼓励大众都来思考这一问题，然而，顽固的民间武装组织闯入会场，公然用武器威胁其他居民，斯蒂夫也因此在后来的选举中败北…… 前年，在 对洪都拉斯宪政危机的评论 中，我曾指出，对于支持宪政结构的倒底是哪些东西，或者，某个元素在维持宪政结构中是否有价值，不能仅从它在政治生活的常态中去寻找答案，而更应从那些难得出现的“边界事件”中去观察，许多基础性元素，在平时基础结构未遭遇挑战时，人们常常看不清它们的价值，甚至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似乎连想象它们都是荒谬的，但你不能因此说，它们是没用的。

我想，持枪权的政治意义，大概也属于此类。

我对持枪权的更多评论，参见旧文《 美国枪声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