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演讲稿 2015年8月23日，上海

 

我今天被叫到这儿来，是因为我不久前写了本书，叫作《沐猿而冠》，书中一个核心主题是，人类文化是如何与我们的人性共同进化的，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想法。 我们是谁？你是你所吃？ —— 这个问题的答案中，文化扮演了何种角色？ 据说哲学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我们是谁？

或者——像传说中的北大门卫那样——用第二人称形式问：你是谁？

18世纪的法国美食家萨瓦兰有句名言：“告诉我你吃些什么，我就能说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听上去有点道理。

确实，在古代农业社会，一个人要是天天吃肉，那我们就可以很有把握的断定他是个富人，甚至是位贵族；这么说是有历史依据的，最简单的一条证据是，考古学家发现，古代富人的身高明显高于穷人，而身高和营养条件，特别是肉类奶类的摄入量是有明确关系的。

所以古代平民百姓对富贵人物的一个称谓——大人——，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好像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但其实在字面上也是成立的，那时候，富贵者的身材确实普遍比穷人高大；所以工业革命之后，当大众也都吃得起肉了时，平均身高便迅速增长。 我们是谁？ —— 这要看跟谁比，以及 “ 我们 ” 这个圈子画多大 不难看出，萨瓦兰在说那句话时，关注点是放在阶级身份上的，然而，当人们试图回答“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时，阶级或者阶层身份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许多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具体选择哪个方面，取决于这问题是在何种情境下被提出的，或者说，我们是在跟谁比，以及，“我们”这个圈子画得有多大。

翻开一本百科全书，浏览一下其中的人物词条，你会发现，用来描绘一个人的诸多属性中，排在最前面的通常有性别、职业、民族，以及他所生活的地区、年代，还有他说的语言，信仰的宗教或者意识形态，所有这些方面，被我们称为文化特性，这些特性组合起来，构成了一个群体或者个人的文化禀赋。

现在我们回到萨瓦兰的立场，所有这些文化特性，都或多或少的体现在我们的饮食之中；比如就性别而言，男性对肉食的偏爱明显比女性强烈，而女性对小零食的偏爱则比男性强烈；就在几十年前，从吃不吃面食或者羊肉，就有相当大的把握判断一个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而通过对像鱼腥草这种比较特别的食物的偏爱，可以把一个人的家乡所在猜的更精确，至于猪肉禁忌和宗教身份之间的关系，就更不用说了。 除了 “ 吃 ” ，还可以从哪里窥视我们的文化特性？ 除了饮食之外，文化特性也会从其他行为上表现出来，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把萨瓦兰那句话里“吃”这个动词，换成穿、住、行、玩等等其他动词，照样可以成立，当然，有效程度有所不同。

从一个人穿什么衣服、住在什么样的社区、家里有些什么家具、开什么车、周末有哪些娱乐活动，你多少都能看出一个人的文化背景、收入状况、教育程度，乃至他所特有的个性。当我们把所有这些方面合起来时，就得到了一个比较丰满完整的答案。

在当今时代，假如你想了解一个陌生人，我可以教你一个简单办法，拿过他的智能手机，看看里面装了些什么应用，心里大致就有点数了，效果可能比看简历更好。 谈论这些究竟有何意义？ 那么观察和谈论这种种文化特性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仅仅是因为它们本身有趣吗？就像昆虫爱好者，满世界抓虫子，做成标本，命名归类，描述其特性，贴上标签，然后陈列在博物馆里，好比我们在民俗博物馆里看到的各种所谓文化标本。

当然，做这些事情也可能蛮有乐趣，然而，作为一个对生活和对世界有着较多哲学兴趣的人，停留在这一层次上，是不能让我满意的，我希望，这些观察与思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我们祖先所走过的历史，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以及我们成长于其中、将我们教化成为文明人的那些文化，并且，最终，让我们回过头来，更好的理解我们自己。 生物学家可以带给我们什么启发？ 幸运的是，多年前我阅读了几位生物学家的著作，比如德斯蒙德·莫里斯的《裸猿》和贾瑞德·戴蒙德的《第三种黑猩猩》，他们仿佛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得以从一个更有利的角度观察这些事情。

生物学家的优势在于，他们会把人类和其他动物，特别是和我们的灵长类近亲放在一起做比较，从而获得一个更宽阔的视野，而且就像得到了一面镜子，通过对比，可以注意到许多以往被熟视无睹的现象，并且，当你从进化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时，便会很自然的将人类所经历的漫长进化历史纳入观察背景之中。

那么，这种视角会带来什么启示呢？我想可以举几个例子。 睾丸透露了什么信息？ 比如动物学家会测量雄性的睾丸重量，并据此推测这一物种两性关系的基本模式，原理是，两性关系越混乱，雄性间的精子战争越激烈，就需要越大的睾丸来大量而迅速的制造精子，所谓精子战争，就是来自不同雄性个体的精子，在同一位雌性的身体里竞争到达卵子的机会。

动物学家在这么做时，也没放过人类，而测量结果发现，人类睾丸占体重的比例，在猿类中排在黑猩猩后面，大猩猩前面，这暗示了，人类配偶关系看来有着悠久历史，而且确实降低了性关系的混乱程度，但配偶关系的牢固和忠贞的程度并未达到大猩猩那种水平，这些推测，和我们所掌握的人类学材料也是吻合的。 那么阴茎呢？ 当动物学家将尺子瞄向雄性的另一个性器官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更惊人的事实，人类的阴茎是所有灵长类中最硕大的，而硕大的阴茎往往和两性关系中的强迫行为有关，当雌性不配合、或者体型姿态不方便交配时，较为粗长的阴茎可以让雄性更容易完成交配，而人类在形体方面似乎不存在什么障碍，所以原因看来要从前一种去找。

一个有意思的对照是鸭子，雄性鸭子以强奸惯犯而出名，其阴茎长度和整个身体差不多，这就提示我们，人类历史上，强奸或许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而且这一行为确实让擅于此道的男性留下了更多后代。 还有乳房？ 和男性器官相比，女性有一个器官就更让人震惊，那就是常年隆起的乳房，其他动物的乳房只有在哺乳期才会隆起，只有人类女性的乳房常年鼓胀挺拔，里面充塞着对哺乳毫无帮助的脂肪，实际上，半球状的乳房反而不利于哺乳，偶尔还会造成哺乳窒息。

很明显，乳房是个用来吸引男性的器官，这一点从男人的反应便可看出，色情艺术的创作者对此也是心知肚明；问题是，女性为何需要吸引男性，要知道，在绝大多数动物中，需要吸引异性的，都是雄性，所以往往雄性更漂亮，用生物学术语说，就是有更发达的第二性征。

女性的乳房迄今还是个谜，各种解释都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不过，我们至少可以明确一点：从很早开始，比如几万年甚至十几万年前，男性，至少一部分男性，已经在对配偶进行挑剔了，而动物界通常的法则是，只有雌性挑剔雄性，这暗示了我们远古祖先的择偶策略、家庭模式，乃至社会结构中，隐藏着一些我们迄今尚未探明的秘密。 牙齿，下巴和鼻孔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萨瓦兰的话题，看看当我们采取生物学家的进化视角之后，能否在吃这个话题上发现一些新鲜而有趣的事实；动物学家在了解一种动物吃些什么之后，便可推测它们的牙齿大概会是什么样子，反过来也是，若要猜猜一种陌生动物吃些什么，掰开它们的嘴巴看看牙齿，也能猜个大概。

人类的牙齿组成和猪很像，因为我们都是杂食动物，切削用的门牙，穿刺撕裂用的犬牙，研磨用的臼齿，一应俱全，就像瑞士军刀，每样都不算突出，但很全面，不像食草动物，只有门牙和臼齿，也不像食肉的猫科动物，撕咬剪切能力超强，研磨能力却几乎没有，食物都是大块吞咽的。

但人类牙齿最显著的特点还不在这里，而是和我们的猿类近亲相比，人类的整个下颚和牙床都大大缩小了，而且排列的非常紧密，以至于最后几颗臼齿很难长出来，变成了所谓的智齿，结果是，我们的口吻部大幅内收，收到与颧骨对齐，嘴巴的开口度也变得很小。

这也导致了另外两个附带后果：我们有了下巴，而他猿类是没有下巴的，我们的鼻子拉长而且鼻孔朝下，而其他猿类的鼻孔是朝前的，想象一下，假如我们的口吻部没有内收，那么一个朝下的鼻孔就会被挡住，呼吸就会受影响。当然，鼻梁拉长还另有原因，大概是因为我们祖先从热带森林移居到了更寒冷的地带，因而需要更长的鼻道来加热吸入的空气。

对于如此剧烈的改变，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人类不再那么依赖牙齿的咀嚼功能了，我们祖先一定很早就找到了代替牙齿的手段，人类学家考虑了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敲打和研磨，另一种是烹饪，前者意味着我们学会了使用石器工具，而后者意味着我们学会了如何控制和利用火；在结合了其他证据之后，人类学家推测，这一变化大约在170万年前，也就是我们的能人祖先生活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眼白，眉毛和嘴唇 以上我谈论的一些身体特征，为我们理解我们祖先的生活方式和两性关系提供了线索，他们生活在何种环境中，吃些什么，如何加工的食物，有没有掌握烹饪技术，如何择偶，两性关系处于什么状态，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文化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由身体特征所提供的线索，我们还可以对历史了解的更多，比如我们知道，人类是高度社会化的，我们的社会性与合作倾向，在灵长类中是最显著的，正因此我们才建立了今天这样结构复杂的社会，而这一点，在我们身体上同样留下了痕迹。

比如我们的眼白，其他猿类是没有眼白的，眼白是一种用于面对面交流的表情工具，通过观察眼白，你很容易了解对方的注视方向，从而推测他正在关注什么，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语言能力非常关键，当我们说话时，会用一个代词或者名词指称某个对象，可是假如仅仅依靠词汇本身，听者其实很难明白对方所指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一点语言哲学家已经有过大量分析。

对于指称意图的领会，必须借助语音之外的其他线索，尤其是在儿童最初学习语言时，以及早期人类刚刚开始使用语言时，更是如此；提供其他线索的辅助手段有好多种，包括以手指物、目光跟随、共同注视，以及最高级也最困难的意图读取，而眼白可能就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另外，我们的眉毛和向外翻出的嘴唇，也是猿类中独一无二的，它们大概也都是表情工具，因为作为一种辅助交流手段，表情在语言以及其他社会交往中，都起着重要作用。 除了身体，我们还可以从哪里寻找线索？ 到此为止，我谈论的线索都来自身体，但除了身体特征之外，动物学家的这种进化视角，同样可以运用到人类的心理和行为特征上，甚至运用到我们所创造的人工制品和社会制度上，只要它们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人性和文化，理解社会与历史。

我想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 为什么有些东西看起来那么萌？ 养过宠物、玩过布偶娃娃、或者看过动画片的朋友都知道，有些形象大家都认为很萌很可爱，会激发出非常强烈、难以遏制的怜爱情感，娱乐、传媒和广告业都很清楚如何利用这种心理；为什么会这样？生理学家可能会告诉你，那都是催产素惹的祸，但这实际上并没回答我们真正的疑问，而且，为何我们觉得很萌的东西是这些而不是另一些？

心理学家研究过这个问题，他们发现，这事情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几乎所有萌物，都带有一些婴儿特征，大脑袋、短腿、小鼻子小嘴、大而清澈的眼睛，较大的眼距，或者类似于婴儿啼哭的叫声，等等。

大自然为我们设计了对婴儿的怜爱心理，好让我们精心照料他们，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人类的特别之处在于，男性对萌物也有强烈反应，这就表明，在怜爱这一心理机制得以塑造的那个年代，男性已经开始承担起和女性共同照料孩子的责任了，而这种情况在我们猿类近亲中是不存在的，即便在整个动物界，父爱也是比较少见的情况。

这一点，再结合其他线索（比如我前面提到的睾丸和乳房的特征），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婚姻和家庭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文化现象，不大可能像过去某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农业起源之后才出现的。 邓巴数的历史启示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更有意思的例子，大家可能都听说过邓巴数，这个数字所代表的那种理论是说，每个人与之维持持久关系的熟人，数量最多不超过200，通常只有100多。

所谓熟人的意思，不仅仅是说你认识这个人，而是说，你会把他当作一个特殊个体对待，会记住和他的交往历史，以及他和其他你认识的人之间的关系，虽然100多看起来不是很大的数字，但这些两两关系的数量却非常庞大，所以尽管我们的大脑已经比黑猩猩大了三四倍，但也很难处理更庞大的关系网络和交往历史了。

邓巴数理论对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进化史很有帮助，人类学家早就注意到，传统社会基本上都是小型熟人社会，这些社会的内部秩序主要靠熟人之间的合作与信任来维持，而这些人之所以相互熟识并生活在一起，是因为血缘和姻亲关系为合作互惠创造了前提。

在定居文明出现以前，不存在比熟人社会更大的社会结构，而邓巴数理论告诉我们，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人类的认知局限所造成的结果，实际上，人类学调查也发现，凡是依靠熟人关系维持的社会，一旦人口接近或超出邓巴数限制，就会发生分裂。

邓巴数理论带来的一个启示是，当后来我们建立起大型社会的时候，必定是找到了某些特别的组织手段和制度元素，来克服邓巴数局限；一种比较容易想到的可能性，是阶层分化和婚姻联盟，设想这样几个小型社会，它们各自都分化出了两个阶层：少数贵族和多数平民，然后，几个社会的贵族之间通过姻亲关系建立了上层熟人圈，于是，一个双层社会结构便诞生了，上层熟人圈成了其统治阶层，并且为这个较大社会的秩序维持提供了一种关系纽带。

类似的发展也可以以横向扩展的方式进行，前提是专业分工和职业分化，多个小型社会中，从事同一职业的个人之间，可以通过师徒关系或行会组织而建立职业熟人圈，从而将这些社会连结成一个更大的结构，另外，像宗教组织、同乡会、帮派、商会等等非血缘组织，也可以起着类似的作用。 邓巴数的当代启示 邓巴数理论带来的另一个启示，和当代生活有着更直接的关系，今天，多数人生活在城市，甚至是上千万人的大都市，与传统熟人社会截然不同，然而我们的基础认知能力却并没有很大改进，所以，当我们有机会接触那么多人，尤其是有了网络社交之后，就不可能像以往对待熟人那样对待遇到的每个人了。

于是我们便倾向于用以往对待陌生人的方式去对待他们，即便和他们的交往内容看起来不像是陌生人之间发生的那种，这一局面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标签横飞，因为我们无法将每个交往对象当作有血有肉的个体，而只能通过贴标签来加以识别和记忆，这是个浙江佬、理科生、文青、五毛、工业党、波士顿高华、法左、国奥、小粉红……这大概是都市时代和网络时代不可避免的场面，无论我们是否喜欢，都将不得不去面对和适应。 这些说法靠谱吗？ 我已经说了很多，最后我想声明一下，我不是生物学家，也不是心理学家，或人类学家，所以我不能担保我在这里说的东西都有着扎实的科学依据，我关心这些话题，更多是出于一种哲学上的兴趣，为了理解人类、理解世界、最终也更好的理解自己，毕竟，不是只有科学家才有探索世界的兴趣，我们普通人也可以保持这样的好奇心。

我今天谈论这些，还有之前写作《沐猿而冠》这本书，只是想分享我的心得，激起更多人的好奇心，说服你们也站到我努力呈现的这个视角上来，因为这个视角曾让我受益匪浅，从那个角度观察，相信你会看到一个更精彩更有趣的世界。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