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0-31】

@sw小橘子 一般化对于法律系统有着很高的价值。其价值在于提高了法律判断的可预期性。为了使人们更容易地预期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司法系统的输出必要要有足够的可预期性。正因此，法律系统存在一般化与直觉相容性的权衡。越是发达的法律系统，越是允许这一平衡点向直觉相容性一侧移动。

@tertio: 正如科学，一方面要求理论简单，另一方面要求符合事实，当例外多到一定程度就不得不发明新的理论来替代。

@whigzhou: 有时候是这样，很复杂的规则得出的结果与直觉正义符合的很好，简单规则则做不到，此时，前者对于没学过法律的普通人是更“简单”的

@whigzhou: 这常意味着复杂规则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某个更简单的一般原理，只是还没被发现和表达出来，阅读法律经济学时，我常有这种体会

@whigzhou: 还有个问题，适应同样情况，规则越简单，计算越复杂，所以即便有更一般的原理可以推导出这些规则，但向当事人解释起来太麻烦，不如直接阐述推导出的特殊规则

【后记】

今天微博上刚好在讨论李天一案，让我又想起阅读法律经济学时的一点体会：深层而顽固的道德直觉，往往在法律经济学分析中也被发现是对的，至少曾经是对的，而比较晚近的（比如使用盗版作品时的负罪感）则未必，比如允许轮奸者与受害人和解而免除刑事责任的问题上，我的直觉是高度抵制的，显然大多数人也是如此。

这一观感假如成立，是对道德直觉主义的有力支持吗？法律保守主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