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5-17】

@北望经济学园 @何钢HG: 1974年，Easterlin发表了关于#幸福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提出知名的Eaterlin悖论：在任意国家的某个时刻，富人比穷人要幸福；但在许多国家和社会，人们的平均幸福并未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多。后来他引用美国作为案例，1960-2010美国人均GNP增长了三倍，但幸福感却基本未变

@whigzhou: 若不是这样才怪了，说明人类神经机制出毛病了。每代新人成长起来时，其幸福感基准线当然要按当时的条件重新设定。

@tertio: 粗略地说，经济增长率提高的时候幸福感才应该会增加

@whigzhou: 最奇怪的是作者怎么不想想1960年和2010年报告幸福感的是两批人？若考虑这一点就谈不上什么悖论了

@自由_星空: 幸福感是主观、相对的吧。

@whigzhou: 任何概念，一旦有了一个度量方法，对于接受该度量方法的人，它就是客观的了，至于是绝对还是相对，要看该度量方法的类型，序数度量就是相对的，基数度量就绝对了

@whigzhou: “什么幸福解释模型更好”这个问题先搁置，仅用“免遭已知典型困苦和享受已知典型便利的能力”（这是“变得富裕”的结果）这一条，足以解释下列三种情况，毫无悖论：1）同一社会中富人幸福感高于穷人；2）贫穷社会幸福指数低于富裕社会；3）经济匀速同构增长不影响幸福指数。 @赵昱鲲 @猪头非

@whigzhou: 解释：1）同一社会富人穷人所参照的已知典型困苦集（P）与已知典型便利集（C）相同，而能力不同，故幸福感不同；2）贫穷社会人民了解一些富裕社会的典型便利，却不能享有，富裕社会人民了解一些贫穷社会的典型困苦，能轻易避免，故前者幸福指数低于后者；

@whigzhou: 3）经济匀速同构增长时，P与C和避免/获取它们的能力同步变化，因而幸福指数不变

@猪头非: 这样的话,P与C中所累积的久远以前的困苦和便利在不断进步的能力的作用下,会变得更加容易避免和更加容易实现.但为何这个部分没有在时间维度的幸福指数上反映出来?

@whigzhou: 因为人是朝前看的，不惯于忆苦思甜嘛，只会以当代状况为参照和基准，这是好事啊，否则人类的适应性就完蛋了

@猪头非: 第(2)点需假设穷国获取外部信息的渠道足够通畅.对于穷国的上层人很合理,对于穷国下层人则值得商榷:穷国的下层人在和本国上层人比完之后,其他富国的情形到底知道多少;即使知道,又能追加多大

@whigzhou: 这种当代资讯条件下应该没问题，电视电影里能看到，而上层对发达社会的模仿证实了他们看到的是真的

@赵昱鲲: 对，关键是经济匀速同构增长中的“同构”。所以欧美国家经济匀速增长时，幸福感没有太大变化，但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率虽然一直是高速，但伴随着结构变化，于是幸福感也有变化。

@whigzhou: 还有个文化/价值变迁的因素，自我要求不同了，生活方式变了，收入翻几倍却大喊结不起婚养不起娃了

（续）

@whigzhou: 关于增长与幸福感的关系，想到一点：父母对子女所负责任多的话，会提前感知到新生活方式的负担、焦虑和压力

@whigzhou: 许多新型享受，原本老一代人负担不起也不觉得很痛苦，因为他们需求偏好已被之前的条件塑造成型了，但为儿子考虑就不同了，更具前瞻性，也就更焦虑，这个我在讨论中美储蓄率差异时提到过 http://t.cn/zOmRwX5

@丫力山大的献头君 辉总认为通过改变文化（比如增强幸福的感受能力）是否比经济增长更有助于社会幸福群体比例的增加，学生在西藏农村时看到村民的幸福感并不比城市中汲汲于生的人差

@whigzhou: 说实话，我认为把幸福感作为宏观指标来观察和研究，实在没什么意思，将它与任何政策或制度联系起来更是不可接受

@whigzhou: 我参与幸福经济学讨论的唯一旨趣，就是想说明这一点，即：将总体幸福感水平视为值得追求的宏观指标，是荒谬的，也是不可容忍的（至少按个人主义价值观）。

@whigzhou: 比如，若研究证明：其它不变，用药物降低所有男性睾酮水平，或提高唐氏综合征患者比例，即可提高幸福感水平，然后呢？

@Azzssss: 所有的宏观指标都有这一问题

@whigzhou: 但程度很不一样，比如1000%或-20%的通胀率，失业率在两年内上升一倍，贸易量一年萎缩20%，这些肯定是值得避免的，可幸福感……就不好说了，比如焦虑感集体加强，可能只是出现了某种值得追求的新事物，有啥不好？

@慕容飞宇gg 到现在科学界还有不少人支持优生学吧，只不过不敢公开出来说罢了

@whigzhou: 优生学没什么不对，优生政策和优生法才是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