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沙龙

在上月的《 消费者剩余vs外部性 》一文（以及更早的《 没有权利，便没有损害 》）里，我说明了为何在权利得以界定之前，帕累托判准（[[Pareto criterion]]）是无用的，因而，作为一门分析权利如何被界定的学问，法经济学必须引入另一个效率判准，即卡尔多-希克斯判准（[[Kaldor-Hicks criterion]]），当时没有展开说，今天来填填这个坑。

帕累托判准是经济学的[[marginal revolution|边际革命]]家们的一项天才发明，它提供了一种在主观价值论前提下对多人社会中的行为进行优劣评判的客观方法，从而使政治经济学分析成为可能，不仅可能，还被建构成了一套复杂庞大而自洽的“理论”，成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关于这一点，我近期会另写一篇来讨论。）

按主观价值论，现实中发生的任一事件，究竟是让这世界变得更好了还是更坏了，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这样看来，似乎不可能存在一个客观的评价方法，但帕累托说：未必，至少对某些事件，这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若一件事情至少让一个人 觉得他自己 的状况得到了改善，而未让任何人 觉得他自己 的状况恶化了，那么便可判定：这件事情改善了整个世界的状况。

可见，帕累托实际上是尝试在保留每个人的主观价值的同时，找出一种至少能运用于某些事件的客观价值标准，可是仔细一想就会发现，这一判准其实没什么用处，因为现实社会中几乎找不出符合判准的事件，许多看起来貌似符合也被许多人认为符合的事情，一经推敲就露馅了，比如：

1）许多人曾以为自愿交易是帕累托改进，但实际上许多交易 切切实实的 让旁人感觉 不爽 ，比如性交易，不爽就是状况恶化的另一种说法；

2）更一般的，任何交易都或多或少的会影响某些商品的价格，只有在所谓“完全竞争”模型（即，买家和卖家都无穷多，单笔买卖数量都无穷小）下，单次交易才不影响价格，但“完全竞争”模型在逻辑上就是无法成立的，顶多在个别交易领域近似的有效，所以，在N人世界（N>2）里，任何交易实际上都不是帕累托改进；

3）这样一来，貌似只剩下那些类似天下掉馅饼的事情，才是帕累托改进了：被馅饼砸到头的人改进了，别人没恶化；

4）可问题比这还严重，有些人就是“见不得别人好”，只要存在一个这样的人（无论逻辑还是经验都无法让我们排除这种可能性），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帕累托改进了，除非每块掉下来的馅饼只被一个人看到并拣走，并且他只能搂着馅饼偷着乐，不能对别人说，免得恶化“见不得别人好”的人的处境；

这就清楚了，帕累托判准仅当社会退化为N个孤立的鲁滨逊世界时，才是有意义的，这N个世界之间，既没有行为上的互动（比如交易），也不存在让两个人同时有机会捡到同一块馅饼的中间地带，甚至相互看不见；由此便可断定，对于任何以N人世界（N>2）为研究对象社会学科，帕累托判准毫无意义。

但是，放弃已经建立在帕累托判准之上的整套精妙理论，又十分可惜，于是，我尝试对它进行修补，把它变为形式上等价的另一个版本（这里所谓“形式上等价”可这么理解：比如两个函数，它们具有完全相同的形式参数和返回值类型，形式等价的好处是可以单独替换一个函数的同时保留整个系统）：

若一件事情至少让一个人觉得他自己的状况得到了改善，而未让任何人觉得他自己的状况恶化了，或者， 基于社会的权利分布状态 ，这一恶化是 可以被 预期到 的，那么便可判定，这件事情改善了整个世界的状况。

这样的修正可以保住政治经济学，但引出了新问题：需要建立另一套函数库——也就是法学——来判定权利分布；然而，法学家/法经济学家在这么做时就会发现，在许多时候，他们也需要一个判准来判定某项改变是好的还是坏的。

但法官的判断不同于人们在生活中的日常判断，后者只须从个人价值观出发做直观判断即可，而法官的判断要体现出所谓“公正性”，而对于“什么是公正”的回答，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即，当法官做判断时，他实际上暂时压制了他那个和所有人一样拥有一套独特价值观的“自我”，而假想出一个虚拟人，然后假想把自己的大脑临时借给那个虚拟人，它拥有某套知识系统，看到如此这般个案事实，将会如何判断。

所谓法学，就是要赋予这个虚拟人以特定的知识系统，并指望它是一台图灵机，在输入个案事实之后，将输出法学家所期望的判决结果，至于现实中的法官多大程度上掌握这套知识系统，多大程度上屏蔽个人价值观，多大程度上接近一台图灵机，多大程度上能准确输入个案事实，那是另一个问题，不在法学（至少法理学/法经济学）所探究范围之内。

当这台图灵机运行时，至少在一些环节上，他需要一个判准来做取舍，比如：

1）法律得以实施的途径，无非是为权利遭受侵犯者提供司法救济，而救济的手段就是矫正，所以当司法结论得出之后，需要确定矫正方案，比如对侵权者施加某些惩罚，或强制侵权者向被侵权者支付赔偿，于是，惩罚的方式/强度和赔偿的金额，便需要某个标准来确定；

2）当社会发生某种变动时，早先已经确立的多种权利，可能变得不再相容，因而必须做出取舍，比如，以前两个村子A和B，裸奔权在A村得到确立，而“免于目睹裸奔”的权利在B村得以确立，现在因为两村各自的扩大，加上楼层加高因而视野范围加大，现在A村的人在A村里裸奔也能被B村人轻易看见，实际上A/B两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一个村子；此时，同时对两村拥有司法管辖权的法官，必须对在两种权利间作出取舍，显然，他需要一个判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