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春秋前期，特别是齐桓称霸期间，是华夏史和中国史上最接近于产生宪政的时期，没有之一；

2）“最接近”的意思不是“很接近”，其实还挺远，只不过其他时候距离更远，而且（粗线条看）越来越远，而最关键的欠缺，在于司法；

3）那时候，权力是分立的，竞争的，这既是事实，也是合理的预期，垄断权力的念头尚不现实，持续冲突中的妥协共存是普遍预期，日后历史上反复上演的赢家通吃、你死我活、斩尽杀绝、输家绝无生路这样的情形尚未成为惯例，因而不在博弈参与方的预期之列；

4）所以冲突各方还有一些底线，输家一般有处可逃，庇护权通常也得到承认，失势或失败宗族的权利通常仍得到保留和继承，灭门或灭国只是偶尔发生，而且常常得到恢复；

5）此种预期下，弱者联合抵御强者、以远交抗衡近敌之类策略占上风，而投靠最强者（尤其是邻近最强者）则非明智策略，相反，在你死我活预期下，及时认清形势投靠最强者才是避免最坏结果的最佳策略，正是后种策略的流行，在此后历史上反复将胜者推上权力极峰；

6）对建立政治秩序所需规范已有相当共识和不少表述，因而这些规范也获得了某种道德地位，并已成为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之一；

7）甚至规范的执行机制也开始出现，齐桓霸权及其主导下的会盟惯例，尽管主要是利益导向的军事联盟，但多少也起着执行和强化规范、维持秩序的作用，因为盟主往往是这一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维持秩序总的来说对他有好处；

8）但依靠霸权执行规范是很不可靠的，首先盟主自己要足够清白，要有长远远光，还要足够公正、无私和积极，这些条件即便一时凑巧齐备，也不可能长期满足：盟主自己屁股不干净，就会破坏规则，盟主在某项纠纷中有重要利益，就很难保持公正，相反若毫无私利，则很难保证积极参与；

9）靠霸权执行规范的问题，美国和北约已经表现的很清楚：一项纠纷得到充分关注和公正处理的可能性，高度依赖于盟主的国内政策和议题重心，一旦纠纷远离其政治视野，或被国内政治议题扭曲，或干脆其国内转向孤立主义，或者国内起危机冲突无暇他顾，执行机制就失效了；

10）执行机制要常规化，必须有某种司法程序，至少需要一个法庭对纠纷和非法行为作出权威裁决，这是最起码的，至于裁决的执行，可以由当事方自力执行，或由盟主召集力量执行；

11）仅仅依靠当事方对规范的自我解释并据此进行自力救济所带来的问题， 诺齐克 和 我对诺齐克的评论 中，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无须重复，齐桓之后的历史是很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