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多次 提到 ，亨廷顿认为，一个政权只有在经历了至少两次平稳权力交接之后，才能被认为已经成熟；我认为这一洞见适用于所有组织和制度，其背后的原理是：代际更替总是伴随着程序化、制度化和官僚化，事务处理程序、职能、岗位、责任、流程等等制度组成元素，在此过程中被形式化并固定下来。

驱动这一过程的动力在于，接班者看待事务的方式和创始者大不一样；一项制度元素最初被设计出来时，都是出于某种实用主义动机，旨在解决某类问题，因而，那些有机会亲历这一创建过程的组织成员，会以功利和权宜的方式看待它，若情况有变，他们也会欣然接受修改或放弃的决定。

接班者就不同了，他们更多会从规范的角度看待一项既已存在的制度元素，会小心翼翼的不去动它，因为他们对这些元素的存在理由以及整部机器的运行原理更少了解，所以“别乱动，小心碰坏”是更好的策略，正是这一态度促成了各项制度元素乃至整套制度的程序固化。

我做软件的经历中，有一件事情给我留下特别深度印象，我做的是管理类软件，经常涉及到业务流程重新设计的问题，此类流程改造最初当然是和相关业务员和经理一起讨论决定的，参与讨论者自然明白最终的流程为何如此安排，也愿意随情况变化而修改，这是理所当然的。

后来有一次，一家工厂的老板向我提出了一些新需求，为此需要增加几个模块，并对既有流程做些小调整，我花了几周把程序弄完，然后去告诉被调整的那个岗位，今后这项业务的做法有点不一样blahblah，这时候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她对此非常抵触，强烈要求保持原有做法，并找出种种理由说明为何必须这么做。

这些理由当然全是扯蛋，因为她强烈要求保留的那套做法，当初就是我亲手设计并手把手教给她师傅的师傅的，那时她还没上班，所以不认识我，既不清楚也无须探究流程为何被设计成这样，照着做就行了，“不能动，师傅就是这么教的！”——这是她提出的N条理由中唯一真实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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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政府在西周中期表现出了明显高于早期的程序化和官僚化，李峰认为从早期到中期之间一定发生了重大变革，但依我看，很可能根本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官僚化只是代际更替的自然结果，这是更节省的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