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篇采访问答

最近接受了几次采访，其中《长江日报》刘功虎先生的书面采访是我接受过的采访中最让我畅快的一次（不久前与喂羊、hercules、tcya和万门大学校长童哲先生的非正式访谈也很畅快，不过口头叙述毕竟不如书面表达来得从容流畅）。

《沐猿而冠》中许多文章都曾以“读史笔记”为题发表于《长江日报》读书版，而撰写这个系列，最初便是受功虎先生所邀，在此特别感谢功虎先生，还有《长江日报·读周刊》编辑扁担先生。

下面是这次采访的问答记录： Q: 你的阅读量很大，面很广，但有时候你还会看看电影，你的时间一般是怎么安排的？你的典型一天是怎样度过的？ A: 我的生活节奏有点像季节变换，每当进入一种状态，通常会在这一状态中持续几个月或半年一年，在此期间，我会专注于一件事情，可能是阅读、写作、写代码，也可能只是玩。

专注的意思是每天花在上面的时间会超过10个小时，最多可以到16小时。能这么做，是因为我坐在家里，免去了通勤负担，也很少有社交活动。

通常，我在将近中午时起床，早饭后先翻一翻邮箱和博客，刷一下豆瓣和微博，两点到五点是大块阅读时间，然后下楼扔垃圾，顺便在小区散个步，买点东西，接着在晚饭前再阅读两小时。

晚饭后到睡觉前是最大最完整的一块阅读或工作时间，不过晚饭时间弹性很大，如果自己做（我最近在实践的旧石器食谱较难在外面得到满足），可能要多花两小时。

近年来我还养成了饭后看一集美剧或英剧的习惯（如果是电影，就拆成两三次看），顺便喝几口红酒，主要是为了增进和女友亲密相处的机会。 Q: 从《自私的皮球》到《沐猿而冠》，好像都是你平时写的一些文章的合集。手头有没有一些你感兴趣的“大题目”，吸引你写专著？ A: 我的理解和思考是零星获得逐渐积累的，体现在写作上也就是零敲碎打的；零敲碎打的好处是激励链条短，反馈及时，因而容易让我将工作继续下去；另一个好处是可以把文字拆成一篇篇文章卖，你知道，文章比书卖得贵，而且还能卖两遍。

当然，永远停留在零敲碎打状态也是不可取的，所以我时而会写几篇长文，阶段性的总结我在某个主题上的看法，或就某一领域给出一个稍稍体系化的表述；和上一本文集《自私的皮球》相比，我在《沐猿而冠》里大幅增加了各章导言的篇幅，便是此类努力的一种，未来，当这些导言变得越来越长时，我的文集或许也会变得越来越像一部专著。

确实有一些主题，你必须用很大篇幅才能连贯而完整的把想法说清楚，特别是当这个领域尚不存在一个你大致认可的理论框架时（否则你只须简单援引它即可）；目前我觉得有此必要的一个领域是伦理学，因为我所持有的那种契约主义框架和现有其他框架都十分不同，希望未来五六年内我有能力把它表述出来。 Q：上面这个问题换个问法：你对建构原创的理论体系有没有兴趣或野心？你很感兴趣的进化心理学方面，有没有你觉得比较大的开掘空间？ A: 我对体系化有一种强烈的畏惧，所以总是尽可能逃避这样的任务，实在逃不过去的，也会尽量限于回顾性的，而不是推导式的、建构式的那种。

相信我，时有所得是一种美妙的感觉。

进化心理学是个很好的理论纲领（我在拉卡托斯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不过它目前已较为成熟，未来更有意思、更激动人心的发展，将来自把进化思想运用于其他人类与社会领域的尝试，比如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历史、宗教、艺术、国家起源，等等。

就我个人而言，我把自己定位为哲学家，而我为哲学家设定的目标是：描绘一幅世界图景；这样，我对特定学科的兴趣便取决于对如下问题的回答：它可能在我的那幅世界图景中扮演何种角色？

正因此，我对那些特别成熟的学科，兴趣反倒没那么浓厚，读上一两本、有个大致了解，也就满足了，因为它们在世界图景中的位置很容易明确，也不会有太大争议；最吸引我的，是那些有望带来颠覆性影响的开拓性领域，它们至少有可能在我的观念世界中造成一场或大或小的地震。 Q: 现在你遇到读者，他们会问你形形色色的问题，在他们和我心目中，你简直无所不知。你觉得自己有知识上的盲区吗？做一个“全知”的人你觉得有困难吗？有压力吗？ A: “无所不知”的印象，或许和我的自我定位有关，为了描绘世界图景，你必须把视野放得很宽，涉猎大量领域；但实际上，在多数领域，特别是那些被我视为“安全地带”的领域，我只是匆匆扫过，甚至仅仅满足于学校教育和大众传播环境留给我的东西，只有在那些“地震带”，才会流连徘徊，沉浸下去，探个究竟。

问题是，从地震带里冒出来的知识往往被大家认为是新鲜而“冷僻”的，于是有人就会惊叹：你懂得太多了，连这么冷僻的东西都知道；这种惊叹确实会给我一点压力，不过也算不上很大的困扰，可见我的脸皮还是蛮厚的。

在我视野之内，无疑还有大量的盲区，比如最近关注的语言问题，就还远没有理出个头绪，去年曾经涉猎过的国家起源问题，更是一片朦胧，再早时琢磨过的宗教问题，也因为一时想不清楚而暂且搁置了。

类似的盲区还很多，但这些都是拉姆斯菲尔德所谓的known unknown，而最大的盲区则是迄今还处于你视野之外的东西，即unknown unknown，那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开放地带。 Q: 你关心的东西都很“烧脑”，但这不妨碍你的粉丝越来越多，这说明什么问题？无论粉丝多少，你会不会有一种智力上的成就感或者优越感？ A: 我想这大概说明，一个人关注你、转发你的帖子可以有很多种理由，“知道你在说什么”、“对你谈论的主题有兴趣”未必是其重要理由，观点好像符合我的立场、其中一句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不明觉厉、时下大伙儿都在谈论这话题、连我关注的几个大V都转发了肯定很厉害……，这些或许是更常见的理由。

一些想法能够引起共鸣，这确实会给我带来智识上的快感和成就感，但这跟粉丝数量关系不大，老话说，得二三知己足矣，我现在至少有小几十位朋友可称得上知己，已经很满足了，而要得到这些知己，依我看小几千粉丝也就够了，再多恐怕带不来更多知己。

互联网创造了一个极为通畅的传播环境，所以你只要把想法公开发表，并让文本持久存在，那么，可能成为知己的人早晚会找到你。

不过话说回来，粉丝数跟钱关系挺大，而钱我是想要的，所以即便带不来更多知己，粉丝数持续增长也会让我高兴。 Q: 黄章晋他们很关心你这本书，做了大力推介，现在这书的销量怎么样？据你观察，主要是哪一类读者感兴趣？ A: 这次推介效果很好，预售阶段已卖掉将近七千本，我很满意了，所以我特别感谢黄章晋老师。这次买书的读者，我想主要就是大象公会的读者吧。 Q: 你现在还在“为了谋生不得不写代码”（黄章晋语）吗？你享受你现在的生活状态吗？你今后会不会以思考和写作维生？我目前确实还在写代码，也确实部分依靠写代码获得的收入而生活，不过给我带来收入的，是我以前写的代码，还有我女友的写代码工作（她去年在我煽动下变成了码农），所以，黄老师这句话虽不算错，但不太精确。

我最近正在写的代码，是一个语义化的社交产品，是基于我对语言、知识和社交的理解而构思的，我相信它未来会展现出商业价值，但目前并未给我带来收入，而且我希望不远的将来有更专业的团队来接手代码工作。

我对当前生活状态很满意，首先是因为我有一位与之相爱的女友，其次是有条件安心而从容的做自己喜欢的事，同时生活也有保障。

我曾经认为在国内单靠写作难以维持一种让人满意的生活状态，过去七年中的一些时间段（我从2008年开始职业写作）也确实表明很可能是这样，不过近两年来，在得到一些媒体同仁（包括你们《长江日报》的编辑），特别是黄章晋老师的大力扶持之后，我逐渐相信未来单以写作为生也是可能的。 Q: 在你看来，婚姻是一门生意吗？婚姻这一文化现象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经济学、人类行为学的解释？ A: 婚姻确实是一门生意，否则就不会有媒婆来充当交易中介，不会有婚前的各种摸底、试探和谈判，还有一整套习俗和法律来确保双方履约。

但婚姻是一种通过契约来实施的长期一揽子交易，而不是一锤子买卖，正是这一差别，促使人们竭力否认婚姻的交易性质，正如我们在人情往来和师徒关系中，也会尽力掩盖这些关系的交易性质，以便将其与一锤子买卖划清界线。

指出婚姻的交易性质，是为了更好的分析和解释与之有关的心理和习俗，并不是要否认婚姻与家庭的情感成分，更不是要贬低它，相反，从交易出发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些情感。 Q: 婚姻的目的仅仅是孩子？人来到这个世上，除了做基因的接力棒，还有没有其他的存在意义？按照进化论的观点，个体生命的存在是一种宿命，必然是一种决定论的形式？ A: 婚姻的核心功能是合作抚养孩子，这么说的意思是：假如夫妻合作抚养孩子的需要不复存在，那么从文化演化的时间尺度上看，婚姻便会趋于瓦解。但这并非是在否认婚姻还可能承担着其他功能心理或文化上的功能，正如师徒关系的核心功能是教育和训练，但这一关系一旦建立，也可同时承担其他功能。

进化赋予了人类“感受意义”的能力，但并未给我们规定什么是意义，至于后一个问题，我唯一想说的是：生活是有意义的，但并不比你所感受到的更多，也不更少。

宿命论、决定论和必然性，是三件十分不同的东西。决定论是指：任一时刻的世界状态由其前一时刻状态完全决定；而宿命论的意思通常是：无论我怎么深思熟虑、怎么努力，都无法逃脱既定的命运。

宿命论和决定论是直接抵触的：首先，决定论并不暗示我们有能力预见未来，而假如我们无法预见未来，就不可能有意义的谈论“既定命运”，其次，决定论不认为我们的斟酌和努力是徒劳的，或者我们的选择不会影响未来，恰好相反，我们在当前时刻做出的斟酌和努力，作为世界状态的一部分，将（和世界状态的其他部分一起）直接决定下一时刻的世界状态，决定论只是说：我们在当前时刻会如何斟酌、如何努力、如何选择，乃由前一时刻的世界状态所完全决定。

之所以存在上述误解，我想是因为人们往往把自己的心理活动和行动排除于世界状态之外，而这是一种二元论的看法。

至于必然性，说的是一种因果关系，即，何种条件必定会引出何种后果。和常见的误解不同，它其实和决定论没什么关系，因为决定论谈论的是相继两个时刻的世界完整状态之间的关系，而必然性是有关因果关系的。

然而我们在谈论因果关系时，从来不会将世界完整状态作为因或果，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能力描绘世界完整状态，被我们当作因或果而加以谈论的，都是有关世界某个局部或某一方面的命题。 Q: 保留备胎是不是女人的天性？女人和男人都一样“花心”吗？ A: 备胎策略是人类女性的性策略库中的一件，这个策略库很庞大，所谓天性是指该策略库整体，而每位女性个体的策略组合只是其中一个子集，是否包含备胎策略，不能断言，但我相信几率不会很低。

需要强调的是，即便一位女性的策略组合中包括了备胎策略，也未必会动用它，因为不同策略在不同条件下具有不同优势，所以只要没有面临适当条件，她就可能不会动用它，假如她从未面临这种条件，就可能从未冒出过想要动用它的念头，这样的话，我们便没有丝毫理由说她是“花心”的。

所以我们不能泛泛的说男人女人是“花心”的，恰当的说法是：人类男女的性策略组合，都有着机会主义、分散投资和配偶多样化的倾向，但男女的策略有着重要区别，男性在数量策略上几乎是没有上限的，而女性的备胎策略是极为有限和保守的。 Q: 你曾经说过，人类的性选择，是男女双向进行的，具体该怎么理解？这种模式与动物界区别大吗？ A: 其他动物的性选择（如果有的话）通常是雌性对雄性的选择，因而只有雄性发展出鲜明的第二性征（通俗地说就是雄性更漂亮），相反的情况非常罕见，而人类的性选择是双向的，而且女性的第二性征比男性更鲜明，其容貌也得到更多关注，这是人类诸多独特性之一，而且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Q: 人类是不是朝着越来越聪明的方向进化? 人类进化有一个“超级完美”的终极样态在等着我们吗？ A: 如果“进化”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那么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在当代城市社会的生存环境中，我看不出智力能给个体带来什么遗传优势，实际情况很可能相反，在当代社会，智力和繁殖成效或许是负相关的，而且眼下还看不出这一局面会如何扭转。

但假如我们扩展一下进化这个概念，将文化方面也包括进来，那么回答可以是肯定的，因为一个成年人的智慧，除了其遗传禀赋，还可以得到大量文化元素、教育经历和技术手段的扩充（我用“衣冠”一词概称所有这些元素），所以只要有助于扩展我们理性能力的文化元素仍在发展，装备了这些元素的人类就有机会变得越来越聪明。

把进化理解为朝向某个“超级完美”的终极形态演变的过程，这是一种历史决定论的观点，依我看是完全错误的。 Q: 人类除了没有毛之外，和猿类最重要的区别有哪些？ A: 从身体上看，重要的区别还有：人类有下巴、正在丢失第三臼齿（这两项都是骨骼纤细化的表现），有眉毛和眼白作为表情工具，有长度惊人的头发，有最大的头脑和最短的消化道；女性有永久性乳房，消除了性肿胀，隐藏了排卵期，光洁皮肤上分布着大量性敏感区，男性则有灵长类最硕大的阴茎……

但最重要的区别在心理和行为上：人类有语言、有自我意识、有高度发达的社会性，有最漫长的童年期，有固定配偶关系，最善于学习、交流与合作，所有这些特性，让我们组织起了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发展出了纷繁多样的文化。 Q: 一般我们说“沐猴而冠”，你这个书名为什么叫“沐猿而冠”？ A: 最初是受了莫里斯“裸猿”一词的启发，莫里斯以动物学家的眼光审视人类，而我则更关注人性之文化方面，从这个角度，我为人类奉上了“衣冠之猿”这个雅号，所谓衣冠，是指人类成年个体所装备的整套文化元素。

不难预料，这个称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衣冠禽兽”和“沐猴而冠”这两个高度贬义的词汇，正确理解的话，我的概念和它们确实不同，这两个贬义词里的衣冠是字面上的服饰，意思是，仅仅穿戴上服饰却没有真正习得文化的人，徒具其表，不是真正的文明人；而我的衣冠是指全套文化装备，所以我说的衣冠之猿，是真正的文明人。

我不顾上述差别仍然移用这两个词汇，是基于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考虑，在本质主义者看来，无论我们在进化历程中而获得了多少新特性，习得了多少文化元素，只要我们的起点不是人，我们的祖先不是人，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是真正的人，因为我们不拥有人之“本质”，因为在我们新获得的生理特性和文化元素中，没有一项可以被视为人之本质。

此类本质主义观点，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人类及其所创造文化的一大障碍，“衣冠之猿”和“沐猿而冠”这两个词，是我对本质主义的挑逗式嘲讽。 Q: “人性”到底是怎么回事？人性离动物性有多远？ A: 所谓人性，就是自从我们祖先从黑猩猩群体中分化出来之后，该种系在进化历程中所获得的新特性，以及他们创造并习得的文化元素，它距离“猿性”大约五百多万年。 Q: 有一种说法认为，尽管我们现在的物质生活形态与两千年前大不一样，但是人们的内心世界、心理状态、甚至智力进化水平，跟两千年前没有多大不同，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A: 不认同，这个说法最多适用于新生婴儿，对于成年人是远远不成立的，一个在现代社会受过教育或有机会接触现代传媒的成年人，其心智状态与前工业或前农业时代的文盲的心智状态，是十分不同的。

生活在狩猎采集社会的成年人，很可能从未数过比三更大的数字，从未照过镜子，从未见过陌生人，从未到过或听说过20公里以外的世界，对曾祖辈以上祖先的事情毫无所知。

当然，和狩猎采集者相比，农业社会的文盲已十分不同，农民多半很会数数，也善于计算，善于为生活做长远计划，甚至会出门做生意，但和现代人相比，仍有许多重大区别，其中原理，和他们与狩猎采集者的区别类似。 Q: 你这书的副题是“文化如何塑造人性”，请你结合几个具体例子，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A: 农业是个很好的例子，农业是一种文化现象，人类的生物特性并不要求我们从事农业，不像蜘蛛，蜘蛛的生物特性已经规定了它们采用吐丝结网抓虫子这种生活方式。

所以，在农业刚刚兴起时，农耕群体和狩猎采集群体在人性上没有显著差别，但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分化持续了几千年之后，两类群体之间便有了显著差别，农民变得更善于计算，有更强的时间观念，更善于做长远计划，对付出努力取得回报的过程也更有耐心，看待财产和权利边界的观念也得到了强化，类似差异还有很多。

重要的是，这些变化和差异，不仅仅体现在后天习得的文化元素上，也部分体现在生物特性上，即，在经历几千年分化之后，农耕者和狩猎采集者在生物学方面也有了可观察到的差异，这些差异，虽然比较细微，但已经足以让我们宣称：文化在改变着我们的人性，不同的文化环境已经塑造出了有所不同的人性。 Q: 知道很多科学道理的人，更能过好自己的日常生活吗？ A: 科学是我们探索、认识世界的方法之一，而且是迄今所找到的最好方法，运用这套方法所建立的知识体系，已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的认知能力高度依赖于所习得的文化，因而从整体上看，科学无疑帮助人类大幅提升了理性能力。

然而，具体到特定个体是否能从一组特定科学知识中受益，或更一般的问，掌握更多科学道理或知识，是否会让你在生活上较为成功或幸福，那就未必了。

科学和技术远未发达到能为每一个体装备一套足以代替人类智慧的辅助决策系统，在日常生活中，即便是最死硬的科学主义者（即所谓死理性派），也只能主要仰赖进化赋予我们的认知能力和文化赋予我们的常识和习惯来指导其行动，科学充其量只能在个别方面提供一些原则性指导，诸如别吃中药别信巫术等等，或在一些高度专业性的领域提供帮助。

这样一来，科学能否在生活上惠及特定个体，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在他的整个认知/知识系统中为科学找到恰当的位置，而在这一点上，掌握更多科学知识的人，未必就把握的更好，一个懂得许多科学道理的死理性派，或许会处理的很糟糕。 Q: 你在一堂讲座中讲的那个题目，“进化心理学：习俗如何从个体选择中涌现，以及文化保守性之数学理由”，主要讲了哪些人类行为，有什么主要观点。 A: 讲了一些习俗是如何产生的，比如买卖者为何会集中到某些地点去交易，从而产生集市，交易又为何会自发的集中在某些日子，从而产生集日，何以出现像春节这样的节日，为何过年回家的动机如此强烈，道路是如何自发出现的，等等。

其中用到了协调博弈和资产特化的理论，说起来话长，主要内容包含在《沐猿而冠》第五章的导言里，讲座的视频未来可能会上线。 Q: 你在新浪微博提到的那几条，能分别展开说说？ 1）认为智商概念毫无意义的男人，娶的都是聪明女人。2）软件当然也会影响硬件，要不然键盘上的开始键是怎么来的？3）我喝威士忌是装逼，我孙子喝就不是。4）文化隔阂带来痛苦和纷争，那是因为隔阂还不够深。5）男人的乳房不是谜，女人的才是。6）你们都不生孩子没关系，反正穷人会生。

第5条我大概知道一些，我看过你有专门讨论女性乳房的文章，这里可以说说男人为什么有乳腺，这是雄性动物的普遍特征吗，为什么不是谜。

1）不乏有人认为智力不是一个可观察的指标，但进化心理学家大卫•巴斯的大规模调查发现，两性在择偶时，都将对方的智力列为重要的挑选标准，通常和容貌、财富、地位等指标一起排在前几位，这说明，人们有能力（或至少普遍相信自己有能力）评估对方的智力。

2）这是说，文化（软件）也会反过来影响人类的生物学特征（硬件），正如Windows95的流行导致键盘上出现了开始键一样。

3）这是说，有些文化元素在经历几代人传承之后，会内化为个人的价值观，因为人们看待自己幼年期便习得的元素，和看待自己成年之后才遇到的元素，态度会十分不同，前者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无须解释、本身就有价值，而后者则需要一个理由才能接受。

4）这个说来话长，可参考《沐猿而冠》第六章第二篇。

5）首先，乳房是对女性有用的器官，假如我们已认定它对女性有用，那么“男人为何也有乳房”这个问题就很容易回答：因为把男女设计成不同样子要比把他们设计成一个样子更麻烦，所以，进化倾向于让男女尽可能共享同一套设计方案。于是问题变成：乳房对女性有何用？其哺乳功能当然很容易理解，但永久性乳房有何用，这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