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个人文集，收录了我过去四五年写的一些文章，和我的上一本文集《自私的皮球》不同的是，主题从经济和产业转向了文化与社会，这反映了我这些年中所经历的兴趣转移，在对当下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喋喋不休了几年之后，我希望关注一些更具长久意义的问题，同时也想让我的写作主题变得更专注和连贯一些。

在整理《自私的皮球》时，我为每章每部分都写了导言，为每篇写了后记，以期将这些主题分散的文章纳入一个稍具系统性的框架，让读者在阅读时能看到一条较为连贯的思想脉络；在体例上，《沐猿而冠》延续了这一做法，但有个重要不同：我把各章导言的篇幅扩大了三倍，而且更加注意它们之间的连贯性。

实际上，我是用一个半月时间写了一本九章四万多字的小册子，比较全面的阐述了我对文化及其在人性塑造过程中所起作用的理解，但因为小册子太薄不好意思单独拿出来卖钱，所以又在里面夹了45篇旧文章，结果就是《沐猿而冠》这本书，所以对老读者来说，更有价值的反倒是用来装这些旧珠子的那个雕花木盒。

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是相对较为成熟、在方法论上也有较多共识的学科（尽管比起自然科学还差得很远），所以当我在经济学语境中写作时，交代理论背景的负担就比较轻，只须简单假定读者读过一两本经济学入门教科书，然后对少数几个容易引起误解的点稍作澄清即可，可是当我转向文化、历史、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时，就没有这样的便利了。

这些领域迄今为止还没有多少方法论共识，也缺少坚固的理论内核，至少还没有能得到我认可的那种，以社会结构与文化系统之复杂难懂，让人无从下手，这样的状况也是情有可原，所以我只好勉为其难自己动手从头开始拼凑和描绘一个理论背景，成效如何，不得而知。

我不是那种喜欢构建自己理论体系的人，和丹内特一样，我更喜欢零敲碎打式的思考和写作，想清楚一点就写一点，也很享受这种时有所得的乐趣，幸运的话，时间长了一个大模样或许就会慢慢浮现出来，过早体系化反倒容易引发鲁莽举动，也会有自我封闭的危险；或许在下一本文集中，我会把木盒做得更厚些，用更少的珠子填充它，但愿吧。

在我看来，要理解文化，至少需要弄清楚三个问题：首先，个体为何会接受某些而不是另一些文化元素？因为任何活着的文化系统皆须以众多个体头脑为载体而存在。明显的理由是它可以为个体带来利益，较间接的理由则是，某些文化元素虽未必给个体带来利益，但让个体接受它的那个心理机制却在总体上能为他（或曾经为他祖先）带来利益。

其次，文化明显是一种结构化的存在，其组成元素并非随机拼凑，那么，这样的系统是如何在没有一个智慧设计者的条件下被创造出来的？又是如何独立于个体而在世代传承中保持其连续性的？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我们仍可像经济学家那样采取方法论个人主义，但后者在处理第二个问题时就显得捉襟见肘了，为此我们必须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

实际上，经济学家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并不真的限于个人，而是用单一的经济人模型去模拟消费者、公司、基金等各种市场行为主体（agent），对于像上市公司这样有着明确的组织目标、决策程序和执行机制的组织，这或许是不错的近似，然而还存在大量没有明确行动目标和决策程序的群体结构，比如部落、教会、民族、党派、政府、国家，以及某些法人社团，将其当作行动主体对待，会引出一些诸如“犹太民族决定不吃猪肉”之类的荒谬说法。

可是这些结构确实可以辨认，引入这些实体确可帮助我们理解文化，重要的是需要澄清：以这些实体为主语的句子，可以使用哪些动词，而哪些形容词可以被用来描述它们，诸如此类的限定，将构成我们谈论文化的范式，但眼下我们还缺少这样一个范式；我能做的，只是小心翼翼的尽量避免引入新词，而一旦引入一个，我就尽可能反复用它，以便从各种上下文中表现出我对该词的用法。

第三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化的出现，如何改变了人性？即，有和没有文化的个体之间，习得了不同文化的个体之间，会有什么不同？这种影响多大程度上体现为后天教化，而多大程度上会经由鲍德温效应内化为生物学特性？对此问题的回答，会将我们的探索焦点重新引回第一个问题：如此改变之后的人类个体，会倾向于接受或创造出何种文化元素？

于是我们的问题和回答都具有了一种迭代结构，遗憾的是，自然语言不容易表达清楚这种迭代结构，所以经常会导致一些误解：你用人性解释文化，又用文化解释人性，岂非循环论证？实际上，进化正是一种迭代过程：每一轮自然选择筛选出新的适应器，获得了新适应器的个体将以新的策略组合参与下一轮自然选择，如此反复迭代，积累起越来越多的适应器，才形成日益复杂的有机体。

不同的是，文化进化是一种双函数交叉迭代：某一代文化（C1）塑造了这一代孩子的文化禀赋（HC1），当这些孩子长大后，其特性（由人性之生物方面HB1和文化方面HC1共同组成）将影响以其为载体的第二代文化（C2）之特性，C2继而将塑造第二代孩子的文化禀赋（HC2），同时也将对这代孩子的生物特性（HB2）作出筛选，HB2和HC2继而又共同影响第三代文化C3。

教化过程确保了C1和C0将是高度相关的，但逻辑上并不要求它们是高度相似的，完全可以想象这样几种可能的迭代趋势：比如连续翻转，在保守文化中长大的一代人，或许（注意这是毫无经验暗示的或许）倾向于创造出一种进步主义文化，比如连续积累，每一代除了继承上一代的文化元素，总是更创造出一些新元素，而新元素的量是存量的某个函数，等等；当然，在经验上我们知道，文化系统（特别是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保守倾向。

有关理论背景，我就只想说这么多，随便说说，别太当真，希望这样一个阶段性的回顾可以为进一步的探索提供一些启发，而不至于成为限制想象力的框框。

在本书附录中，我顺便履行了2013年许下的一个承诺，当时我刚译完《自由的进化》，答应朋友会写一篇文章对丹内特的心智理论（特别是关于什么是意识和自由意志）做一个足够简洁易懂的介绍，此后我做过几次尝试，但发现实在难以用一篇简短文章（比如两三千字）做到这一点，结果就拖了下来。

在写作本书最后一章〈人性〉时，我意识到这是兑现承诺的一次良机，因为意识和自由意志着实是衣冠之猿最鲜明也最值得骄傲的特性，堪称人性之王冠，而它们的产生恰恰是心理机制与文化系统协同进化的结果，所以，要说清楚文化究竟塑造了何种人性，心智理论的阐明就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