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土壤肥沃，众多落后国家制度建设鲜有成就，甚至沦为失败国家，社会失序，这些问题其实有着一个共同的背景：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对这些国家的精英或潜在精英失去了吸引力，或者，即便仍有吸引力，以往那个以西方价值为灯塔的、并且可供这些落后国家精英分子或有志青年向上爬升的社会阶梯，已经断裂了。

这一情景与维多利亚时代形成鲜明对比，那时所有已经接触西方的传统社会，无不仰慕西方文化，这些社会中禀赋优秀、志向高远、不安现状的青年，都清楚的知道，通往西方价值的阶梯在哪里，可以如何通过自身努力而一级级爬升，从而获得个人成就。

在晚清最后三十年，有点志向的青年都知道，学英语、接受西式教育、在铁路局、电报局、工厂等西式产业谋得一份差事、留学，都是令人艳羡的社会晋身之途，按西方模式创办现代企业、组织自治社区，甚至改革政治制度，这些成就可以为个人带来新的荣耀，赢得西方式的尊严和体面，甚至被女王封爵。

这就像之前科举阶梯，即便对不识字的人也是一目了然。

即便禀赋较差、地位较低的青年，无望获得这样的成就，也同样会受这一价值阶梯的影响，因为他身边总会有一些成功者、高地位者，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告诉他：什么才是更值得追求的价值，如何行事才显得更体面；这就好比，尽管科举体系仅仅容纳了社会极小部分成员（最多几十万），但其价值吸引力却影响了所有人的观念和行为。

上述价值阶梯之所以那么清晰可见，是因为西方元素的现场存在，其优势亲眼可见，不容否认，并且对个人可以伸手触及，而不像如今许多落后国家，可以在电视和互联网上看到，却遥不可及。

优势文化的现场存在所带来的价值引导作用，被社会学家称为橱窗效应，研究发现，晚清大量商业和政治制度创新，比如新式企业、商业行会、慈善机构的组织模式，都是橱窗效应的表现，许多都是照抄香港同类。

可是现如今，西方橱窗里只剩下商品和娱乐，制度元素都不见了。

这部价值阶梯的断裂，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从殖民地和保护国全面撤离；与此同时，一战后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自我否定运动，也在六七十年代达到高峰；九十年代，这一趋势因苏联崩溃而有所回潮，但很快又重新掀起，特别是在08年之后。

这一撤离之所以导致阶梯断裂，是因为，价值阶梯要起作用，必须和权力结构相对应，否则即便还有大批传教士、慈善组织、教师、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在现场，橱窗效应也会大大削弱，因为在价值吸引和文化仿效方面，多数人尤其是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人，都是很势利很低俗的，谁发财谁有权势，就仰慕和效仿谁，村里首富开奔驰，就觉得奔驰是天下最好的车，当地土豪军阀以砍头剁手展示权力，大家就都觉得这才是赢得尊严和体面的可行方式，无论外人觉得金三胖多丑陋，在朝鲜那都是时尚先锋。

细说起来话就太长……

总之，只要西方不在文化和价值观重建其自信心，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那些问题，就不会有出路，更糟糕的是，西方世界本身也会因此而继续颓废下去，那才是真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