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自发秩序的法律，用博弈论的语言，可以得到更精确的表述：

在N方博弈中，每方都有一个可行决策区间，每个博弈者除了要了解自己的可行区间，也需要考虑其他N-1个博弈者的可行区间；这些区间是在决策空间上用各种条件约束出来的，约束条件可以是“技术性”的，即排除技术上不可能做到的区间，也可以是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认为某方那么做对他自己将是得不偿失的。

但还有一些约束条件，则是“信念”（belief），原理上，它和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一样，认为这么做对他是得不偿失的，但区别在于，博弈者考虑这些约束条件时，并未从头进行计算，而是直接加以认定。

实际上，如果没有任何信念的话，许多常见的博弈问题，要么是没有均衡解的，要么其均衡解远远背离我们的常识直觉，显得非常荒谬，让我们高度怀疑博弈分析对解释现实中行为有任何用处，这一点，相信见过几个博弈题目的人都会有所体会。

当存在一组信念被博弈各方足够普遍的共同采用，并且采用它们的博弈者通常会发现结果符合预期时，这些信念便构成了法律。

共同信念形成机制的关键特征是正反馈，即，一个信念被越多的人采用，博弈者们就越会发现采用它是有利的，从而它就会被越多的人采用。

基于信念的博弈模型是一种不同于完全理性模型的博弈模型，类似于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 ）模型中的策略，其中的信念是“进化理性”的，而未必是“即时理性”的；我最初在[[Avner Greif]]的 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 （ 中文版 ）里看到这一模型，一下子就抓住了我，就感觉这条研究路线大有前途。

与传统的理性人模型相比，我更青睐这样一个模型：人是被一层层信念包裹着的，各层的牢固程度不同，一些信念是由个人在生活经历中形成的，另一些是从其所成长的那个文化中继承的，还有些则是进化史所赋予他的。

从进化角度看，这些信念在不断变动的博弈环境中接受淘汰，淘汰分几层，生活史信念可能被个人直接抛弃，而文化信念则往往牢固的像信仰/价值观而难以摆脱，但它们会随整个社群/文化的变迁而演变/消失。

至于那些具有基因基础的信念，则淘汰的更慢，在可见的历史中都将难以摆脱，它们已是人性的一部分，若从这一角度看，所谓普世权利，倒也有其理论基础，不过，我得出这些法律的分析路径和认定条件，与常见的宣称普世权利的那些说辞，是截然不同的，它的认定，须以它在现实博弈过程中确实普遍有助于达致均衡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