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这样一种极端情况：在靠近北极的某个荒远之地，是一条河流的入海口，某种鱼类每年洄游到此产卵，当地居民只须在洄游季节捕捞两天，便足够维持一整年的食物供应，而附近没有任何其他食物来源；此时，该群体的人口水平，便由洄游鱼群规模决定，在均衡点上，人均年劳动投入只有两天，任何追加投入（在进化上）都毫无意义。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生态位中长期生存的群体，其文化必定是不鼓励勤劳的，但萨林斯似乎把因果关系颠倒了过来，他将文化视为闲散懒惰的原因，他的话听起来就像——狩猎/采集者喜欢这样，所以他们就这样——，而没有看到这只是特定生态位下的边际产出曲线所导致的结果。

在农耕社会，我们同样可以观察到不同生态位下的文化差异，在黑龙江一年只能产一季作物，在零下40度的漫长冬天，你无论如何勤奋也种不出更多的粮食让你多养活一个孩子，而在华南常能产三到四季，两地农民的勤劳程度也因此而有显著差异。

在取食手段不变的前提下，唯有市场化分工和交换可以突破生态位局限，比如，黑龙江农民可以在农闲时在家缝制兽皮衣服，用来从别处换取食物，对于那个把粮食卖给他们的群体来说，或许保暖衣服恰好是瓶颈资源，而食物却很充裕，这样，通过交换，两个群体的瓶颈都得到放松，人口都将增加。

不难看出，这样的分工与交换未必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当它确实提高了交易双方的劳动生产率时，它就带来了经济史家所称的“斯密型增长”（[[Smithian growth]]），但斯密型增长只是一种幸运，它在理论上不是必须的，理论上，分工与交换必定导致的，是在边际产出曲线右侧拉出较为平缓的一段，从而使得追加的劳动投入有可能获得足以多养活一个人的产出，但这段曲线完全可能且通常仍是向下的，经济史家将由此带来的增长叫做“马尔萨斯型增长”（[[Malthusian growth]]）。

历史上一次著名的马尔萨斯型增长，是发生于明清两代的江南-湖广大分工，在此之前，江南农业的劳动密集程度已达到马尔萨斯极限，再追加劳动已毫无意义，但在湖广，还有许多土地有待开垦或还有精耕细作的潜力，于是（注：这一过程的启动，也得益于政府漕粮征收政策的压力），江南农民开始部分改种经济作物，而从湖广进口粮食。（更多分析参见黄宗智：《 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 》）

这是因为，蚕桑和棉花等经济作物，给农民提供了一个机会：把劳动附加在上面卖出去，用黑话说就是，在劳动/边际产出曲线上建立一段下降不那么快的区间；但是，投入于丝绸/棉花纺织的额外劳动的产出率，是低于原先已经投入于稻米的产出率的，因而，大分工的结果，劳动生产率下降了，但由于追加投入了大量劳动，单位土地的产出增加了，从而供养了更多人口，这种形式的增长，也被有些经济史家称为“内卷化”。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要获得斯密型增长，技术进步和分工深化必须发生的足够频繁，不断改变边际产出曲线，使得由此而被放松的人口瓶颈来不及被人口增长迅速再次绷紧；然而，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这一条件是得不到满足的，即便在当代，恐怕也只有少数社会满足了该条件。

由此可见，随着技术进步和分工深化，劳动时间增加，闲暇减少，劳动边际产出下降，恰是马尔萨斯理论所预见的结果，而不是反对它的证据。

3）抑制机制与时序瓶颈

当我们解读马尔萨斯“人口总是被压制在生活资料所能供养的水平之下”这句话时，需要意识到他所暗示的时间尺度，即，他并未担保，无论将时间尺度拉近到多小的单位，任意时刻人口水平总是处于极限附近——要达到任意尺度的吻合，要么资源条件是恒定不变的，要么人口增长是可以无限快的，而这两个条件显然都不能成立。

首先，任何群体所处的生态位，其资源条件都不是恒定的，食物的可获得数量在不断变动，尤其对于狩猎/采集这种生计模式，瓶颈资源的产出限制波动幅度常常很大；从动植物驯化/土地改良/施肥/灌溉/水利/病虫害控制/化肥/农药，技术进步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对各种环境不确定性施加日益强化和精密的控制的过程，但无论如何，环境条件不确定性带来的波动始终存在。

因而，在长期，对人口数量构成瓶颈的，将是波谷也即荒年的产出水平，尽管在持续的常年和丰年中人口会超出瓶颈水平，但只要持续时间不足以令人口增长至可耗尽常/丰年产出的水平，作为偶然介入的观察者，我们便有很大的概率观察到一个处于丰裕状态的社会，这显然不能作为该群体未遭受人口压力的证据。

其次，人口增殖是需要时间的，而马尔萨斯所列举的那些抑制机制（或我们能想象的其他机制），并非都是温和而灵敏的微调机制，相反，它们多半是暴烈的，瘟疫、饥荒、战争，常能在短短几年/几十年内消灭1/3甚至一半以上的人口，而即便按2%的极限增长率（相当于35年翻一番），也需要30年左右才能将人口恢复到灾难前水平。

这样，一个马尔萨斯周期的时间跨度就可能上百年，因而检验马尔萨斯模型的恰当方法，是以10年为刻度，在连续几百上千年的跨度上，寻找多个马尔萨斯周期，然后看看这些周期之间是否存在有意义的共同特征。

然而，对狩猎/采集/游耕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只能提供当时和前几年的数据，这样就有很大的概率，我们只是看到了一个正在从上一次打击中恢复过来的群体的情况；萨林斯列举的数字似乎正是如此，比如，被深入研究过的巴布亚游耕者钦布人，各部落实际人口与理论极限人口的比值，十分随机的分布于从0.22到0.97之间，这完全在马尔萨斯模型的预期范围之内。

4）发展与生活水平

马尔萨斯一再指出，尽管技术会进步，经济会增长，但从长期看，处于生存极限附近的那部分底层人口的生活水平，注定永远不会提高；而由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不仅不会提高，还会下降，表现在：一方面，闲暇更少，劳动更艰辛，而单位劳动的产出却日益减少，而同时，由于各种资源之丰缺经由分工和交易不断被拉平，所有资源的数量都向瓶颈靠拢，结果，底层人口陷入了所有资源都稀缺的状态，相反，当只有个别瓶颈资源时，非瓶颈资源都是充裕的，因而他们变得更贫困了。

这一理论推断，与萨林斯所描绘的现实情景完全吻合。

尽管在我看来，萨林斯对经济学和马尔萨斯理论的质疑并不成立，但这一质疑是十分有益的，如上所见，他至少可以促使我们将马尔萨斯模型推向精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