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新牧场#6：屏障种种

上帝的新牧场#6：屏障种种辉格

2018年12月9日

在生命世界中，没有隔离就不会有结构，也不会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只有当各种生物膜（biomembrane）将有机体区隔成成分不同的多个局部，才有了细胞器，高度分化的细胞，功能各异的器官，并以这些功能性原件搭建出的层层复杂结构；类似的，阶层隔膜在社会不同人群间竖起屏障，令其各自依赖不同生计模式，发展不同的技能与禀赋，形成不同文化特质，也在社会这个“超有机体”（superorganism）中扮演不同角色，和生物膜一样，阶层屏障是选择性通透的（selectively permeable），这一特性也是搭建复杂结构的关键。

不过，阶层并非唯一的社会屏障，还有许多限制社会流动和文化交互的选择性渗透膜，它们同样在复杂社会的构造中起着作用；这些屏障决定着哪些群体或个体被困锁在哪些特定的社会局部，而哪些更可能被吸引（或推挤）而进入其他局部，哪些文化元素可能跨越屏障而传播，哪些则局限于本地。生态地理生态屏障在整个生物进化史上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当人类散布全球时，它也是生理和文化多样性的一大来源；不过在文明时代，它有了新的表现和效果，一些屏障之所以显得突出，是因为它们挡住了文明——一种经济-文化-制度综合体——的扩张脚步，而对于小群体来说，它们本身并非不可穿透，要点在于它会被谁，以何种方式穿透。极地在最简叙事中，美洲于末次冰期晚期被殖民，然后直到哥伦布之前始终与旧大陆隔绝，因而发展了独特的文明；然而细察之下，至少在后冰川时期，美洲其实远非那么隔绝，82公里宽，正中间还有迪奥米德群岛（Diomede Islands）可作跳板的白令海峡，对于早已拥有船只的极地居民并不是很大障碍，海峡南面分别距大陆58和48公里的圣劳伦斯岛（St. Lawrence Island）和努尼瓦克岛（Nunivak Island），还有迪奥米德群岛本身，都有着数千年居住历史，其文化也并未孤绝于爱斯基摩-阿留申（Eskimo-Aleut）语系的其他群体。

实际上，从欧亚大陆东端向美洲的殖民发生过多次，其中从遗传和语言上可考的便有至少四次：约16000年前从白令地峡和阿拉斯加南侧一路顺着海岸跳进的移入者，约13000年前穿越落基山脉东麓无冰走廊的移民，约5000年前跨越海峡的古爱斯基摩人（Paleo-Eskimos），约1000年前以迅猛之势横扫北美极地，取代或排挤了大部分古爱斯基摩人的因纽特人（Iniuts，又称新爱斯基摩人），后者的一个分支还向西移回了楚克奇半岛，最后我们还要加上公元986年北欧人向格陵兰的殖民。 [1] 真正的障碍是极地生态而非海峡，对于亚热带和温带定居者，近北极地区是令人生畏的死亡之地，晚至十九世纪后期，仍有众多财力充足装备良好的探险者葬身冰原， [2] 然而对于久已适应该生态的群体，爱斯基摩人，楚克奇人，萨米人，涅涅茨人，这是个畅行无阻的世界，问题是，这些群体都是狩猎采集者或游动性的驯鹿放牧者，加上极地条件只能支撑非常低的人口密度，因而其文化十分简陋（虽然比热带采猎者复杂不少，但与定居文明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当他们迁移扩散时，较少能在各大文明间扮演传播交流中介的角色。

不过也有少数例外，古爱斯基摩人为美洲带去了弓箭，如第一章所述，弓箭的引入给北美西部社会带来了深刻影响，因纽特人则带去了铁和蒙古式反曲弓，影响同样不小， [3] 但总体上看，这些影响是零星而稀疏的，且局限于远离美洲文明中心的北部边缘，因为极地狩猎者的人口规模和社会复杂度都不足以造成更大强度的文化冲击与渗透，也正因此，美洲文明确实被相当有效的隔离于欧亚文明。热带非洲是旧大陆，对文明世界向来不陌生，地理大发现也始于葡萄牙人对非洲西海岸的探索， [4] 阿拉伯人则更早就活跃于非洲东岸贸易，可非洲却是欧洲殖民者最后征服的一块大陆，在这里，阻挡文明扩张的是热带屏障，众多热带病原体像死神般令人丧胆，尤以疟疾，黄热病和采采蝇（tsetse fly）为烈，班图人之所以能从西非一隅向东向南扩张至大半个下撒哈拉非洲，正是因为他们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病原体。 [5] 热带高度富集的病原体也会影响当地居民的人格特征，降低其外向性（extroversion）和经验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让他们更倾向于避免与外族人交往接触，避免长距离旅行和迁徙，从卫生健康角度看，这是有益的适应，但无疑会加深群体间的疏离，猜忌和隔绝，妨碍人口流动和文化传播。 [6] 热带屏障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在旧世界文明中心与非洲的关系中，文化与人口的流动方向是相反的，旧世界的文化元素，特别是中世纪后的阿拉伯-伊斯兰元素，逐渐向南方渗透，但很少有同向的人口流动（除了东海岸），那里的沙漠、稀疏草原和热带雨林对地中海定居农耕者缺乏吸引力，相反，却不断有非洲人流入旧世界，而基于其文化上的绝对劣势，这种流动主要以奴隶贩卖的方式发生，输入黑奴的活动在近东、北非和印度洋从古代一直盛行到现代，这也激励了许多非洲政权将掳掠售卖人口作为其主要财源。 [7] 东亚的情况恰成对照，汉族农民携其文化优势向南拓殖的进程基本没有遭遇生态屏障的阻挡，拓殖速度主要受制于土地开垦和人口增殖的自身节奏，文化与人口的扩散方向完全一致，从黄淮到长江到珠江，又从海上向东南推进，到近古时，华人移民已遍布东南亚，台湾也成为福建农民的乐园，潮州人在泰国开创了一个王朝，客家人在婆罗洲建立了延续百年的兰芳共和国，越南在政治上赢得了独立，文化上却变得越来越像中国。 [8] 热带屏障也影响了美洲，严重限制了中美洲和安第斯两大文明中心的文化与人口互动；它在印度带来的后果最为独特：印度较为干旱的北部与湿热的中南部形成鲜明反差，前者吸引了一轮又一轮的农牧业入侵者，从近东农民，雅利安畜牧者，波斯人，到马其顿人，阿富汗人和突厥人，他们大多来自某个文明中心或优势文化，可是热带屏障妨碍了他们向中南部迅速推进，而次大陆的特殊地理形状也限制了土著的退路，结果印度形成了独特的多种族混居状态，这是理解其种姓制度和长期政治分裂状态的重要背景（见第4章）。高山褶皱地带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一个独特角色，高山阻隔造成的交通困难使得这些地区的社会和文化都高度碎片化，这一点从语言分布上表现的最显著，褶皱地带往往是语言高度混杂多样的地区，残留着许多孑遗小语种，被语言学家称为马赛克区（masaic zone）。 [9] 例如新几内亚的几百万人说着一千多种语言，分属60多个语系，每种语言的使用人口平均只有几千； [10] 整个欧亚大陆的温带区几乎完全被印欧、阿尔泰和汉藏三大语系占据，可是面积不大的高加索却有着三个该地区独有的语系：南高加索，西北高加索，东北高加索，而且那里还散布着印欧、阿尔泰和亚非语系的众多小语种。 [11] 另一个文化极度庞杂的褶皱地带是赞米亚（Zomia），又称东南亚断层带（Southeast Asian Massif），仅以中国云南省为例，得到官方承认的少数民族便有25个，分属汉藏，侗台，苗瑶，南亚和阿尔泰五大语系，其中至少15个民族为当地独有。 [12] 除了地形带来的交通不便，褶皱地带阻隔文化传播的重要因素是其垂直分布生态，即沿海拔梯度而形成的生态差异，河谷，坡地，高山草甸，都有着十分不同的土壤、气候与植被条件，支持着不同的农牧业形态和生计模式，而后者又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与社会结构。

上帝的新牧场#6：屏障种种辉格

2018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