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血统论的流行也离不开贵族的维护和宣扬，作为这一观念的受益群体，他们有足够动机这么做，而且他们也正是说话最有分量，最有能力影响传播渠道的人群，即便那些地位已经跌落的贵族后裔（例如英格兰的纹章绅士），也希望借此与其他平民拉开距离，他们在这一点上甚至比贵族更起劲，因为他们已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夸耀了。 种姓的隔离 在缺乏组织能力的时代，血缘和婚姻纽带是人们建立封闭小群体，强化排他性的最常见手段，特别是婚姻，只要父母有能力控制子女的择偶决定，严格执行门当户对的般配婚（assortive marriage）策略，那么这些分散的个体婚姻选择便会自发造成一种集体隔离效果，形成一个个地位相当的内婚群（endogamous group），实际上，贵族地位的可继承性最初正是基于排他性通婚网络而产生的（见第2章）。

般配婚和某种程度的阶层内婚极为普遍，即便在没有包办婚姻，择偶完全自主的社会，例如当代美国，多数婚姻也发生于社会地位相当的男女之间；问题是，一个内婚群如何才能独占一个职业生态位，从而发展为种姓（caste）呢？顶层统治者固然可以凭借强力做到，其他阶层却没这条件。

而且至少从经济利益考虑，顶层显然不希望其他生态位被封闭群体独占，因为那会削弱该领域的竞争，降低服务质量，抬高价格，例如，武器制造业若被某个内婚集团垄断，统治者便可能因竞争强度不足而得不到质优价廉的武器，或因垄断压制创新而导致技术落伍，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书吏，行政官僚，建筑，工具制造，奢侈品，演艺等众多行业，即便那些顶层很少消费，或对其质量价格不甚敏感的行业，他们作为征税者的利益也会因垄断而受损。

所以，尽管许多社会都存在贱民阶层（例如日本的秽多和欧洲的吉普赛人），并且将某些职业留给他们，但这些职业都是其他人出于各种理由不愿意从事的，像印度那种广泛覆盖各阶层众多职业的种姓制度并不普遍，后者是在一组相当特殊的文化与政治条件下产生的。

印度种姓最初似乎是关乎种族的，次大陆的种族成分极为复杂，而且因其源自截然不同的生态区，相互间文化隔膜很深，最初的居民是狩猎采集者（安达曼岛民是该群体的孑遗分支），然后是来自近东冲积平原的灌溉农耕者，他们创造了印度河谷文明（Indus Valley Civilisa­tion），接着是来自大草原以畜牧为主的雅利安人，还有从东面过来的南亚语系和汉藏语系的稻米种植者。

由于次大陆的特殊地理形状，加上热带屏障的阻挡（后一点我会在第６章展开细说），一波波移民只进不出，每一波新来者既未将原住民消灭或挤走（像汉族农民将百越向南推挤那样），也未能将其同化，形成了百衲衣般的多元文化混居杂处格局，而且印度的政治整合度历来很低，国家机器发育不充分，从未有一个王朝有能力像集权官僚帝国那样强力推行单一文化和官方意识形态。

交错杂处的文化群体之间之所以相互隔离，不仅是因为文化隔膜，也是出于洁净焦虑，即，一些群体将其他群体视为不洁而避免与之接触；洁净焦虑，或者说对污秽的嫌恶感，原本是帮助人类远离污染源和传染病的一种心理适应器，但由于各群体携带病原体的频率和种类不同，卫生习惯不同，因而也成为族群间相互排斥的一大动机。

这种排斥倾向在不同生态区交界的地方尤为显著，因为相邻生态区的卫生风险十分不同，例如定居农耕社会人口密度高，容易积累垃圾，污染水源，以及滋养老鼠蟑螂等病原传播媒介，因而病原体更富集而多样，相比之下，畜牧区人口密度低，定期迁移让他们可以避免积累垃圾，也容易避开污染源，不过他们也有自己的风险，容易发生人畜传染，也更可能因其游动性而制造大跨度传播。

闪族（Semites）和雅利安人是历史上食物禁忌最繁琐的两个民族，而他们都是侵入农耕区的畜牧者，这或许并非巧合；犹太经文《利未记》和《申命记》详尽罗列了哪些类型的食物是不洁因而不可吃的，还给出了一系列与洁净有关的规范，涉及排泄物，尸体，皮肤病，衣物，沐浴，月经，分娩等等与卫生相关的方面。 [3] 雅利安人更是将洁净观念发展到了极致，饮食禁忌和对不洁的焦虑可谓弥漫于生活的所有方面，印度习俗中对哪些东西可以吃，谁可以和谁一起吃饭，谁可以接受谁递给的食物，谁可以吃谁吃剩的东西，都着严格而繁琐的规定。

不仅如此，这些规范还上升到了价值优劣的高度，形成了一套围绕洁净观念而构造的意识形态，人类族群，动植物，身体部位，食物，代谢物，金属，纺织物，山川，职业，行为……，总之世间万物皆被排列进一个从至洁到至秽的等级序列中，人人心里都有一本洁净账目，一举一动，每次交往，每项关系，皆影响着账本上的余额，一有赤字便须赶紧补足，弥补办法是各种净化仪式，包括清洗，沐浴，斋戒，禁欲，遁世苦修，或触摸各种高洁之物，功效各有不同。 [4] 之所以能够将洁净观念如此广泛的延伸到各种与卫生无关的事情上，是因为人类的嫌恶感是高度可塑的，发育心理学家发现，两三岁的幼儿似乎没有嫌恶反应（disgust），会把任何东西往嘴里塞，他们从父母的反馈中逐渐学会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需要避免，但是对特定事物牢固的嫌恶反应，要到七岁左右才形成。 [5] 可见，人类拥有一套帮助我们避开某些事物的心理机制，但躲避对象的清单起初可能是空白的，在童年早中期才经由教化过程而被填充；这引出了两个后果：其一，嫌恶感不仅服务于卫生需要，也成为文化工具，被用于群体认同和区分，其二，由于嫌恶对象高度可塑，各族群的清单可以十分不同，假如相邻族群的洁净焦虑程度很高，因而拥有一份长长的禁忌清单，相互隔离的倾向就会很强烈。

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了许多职业被内婚群垄断的情况，这是因为，无论作为消费者，生意人，或雇主，我们在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会与各种人打交道，这些交往对象的组成并不是随机的，而是由一系列职业组成，分别满足各方面需要：买菜-摊贩，买肉-屠夫，理发-理发师，农具-铁匠，衣服-裁缝，首饰-金匠，看病-医生……，由于每次交往都面临着“污染”风险，为最大程度降低焦虑，人们希望满足每种日常需求的接触对象都有着明确可知的风险等级，以便采取相应级别的防范措施，并且知道在接触之后应如何恢复洁净账户的平衡，这就好比现代企业都希望自己的业务伙伴有个明确可靠的信用评级，以便采用适当的合约安排和风控措施一样。

满足这一需要的简单方式，就是每个职业分别由一个内婚群垄断，由于内婚群成员共享同一血统，且遵循相同的洁净规范，因而确保了相应职业的从业者具有相同的洁净度指数，具体哪个种姓垄断哪个职业，将取决于几个因素：1）从事该职业对遵守洁净规范的可能性的影响，2）该职业主要客户群对供应/服务商的洁净敏感度，3）各种姓因其历史背景而获得的公认洁净度指数。

基于上述原理，只要一个社会的洁净焦虑足够强烈，强到宁愿为规避洁净风险而承受一些效率损失（更少选择，更高价格，更少创新），那么即便没有集体行动所需要的强制力，种姓隔离也可从众多个体选择中自发涌现，同时，若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出于效率考虑（更质优价廉的服务和更多税收）而打破这一隔离局面，它就会持续下去，而印度恰好同时符合这些条件。 身份的标识 贵族（或其他地位较高者）会用各种易于辨别的信号来标明自己的身份，从服饰，发型，车马，到仪仗，旗帜，徽章，处处提醒旁人注意地位差别，这不仅仅是为了心理上的满足，还有着切实的社会功能，其要点在于降低人际互动的成本，让互动双方从见面第一眼起便对彼此的相对地位有清晰的认识，进而对各种举措的可能反应与后果形成适当预期，以避免无谓冲突。

地位悬殊的双方若起冲突，胜负其实早已由实力差距决定，争斗除了给双方带来成本，并不会与势弱一方直接投降有任何差别，假如弱方事先明了这一差距，就会避免冲突；而对地位相当者，若不明就里的企图以势压人，也可能引起无端冲突，或因原本无关紧要的小事触及荣誉尊严问题而激化成恶斗，以至结下怨仇。

博弈理论中将此类情境称为信号博弈（signaling game），生物界有很多例子，比如跳羚（springbok）以幅度夸张的蹦跳（stotting）展示其速度与敏捷性，似乎在对虎视眈眈的食肉动物说：劝你还是别在我身上浪费精力了，去追别人吧；许多有毒动植物体表都有鲜艳醒目的警告斑纹；动物在与同类争斗时，通常会先经历一个对峙阶段，通过各种信号——鼓起气囊，竖起鬃毛，挺直身板，张大躯体，发出低沉吼叫（浑厚低音是判断体型的一个线索）——来展示实力，多数争斗会在对峙之后分出高下，很少真刀真枪厮杀。 [6] 创造信号的同时，同一阶层内的个体间会就以何种信号标示其地位进行协调，这种协调是自发的，无须集中讨论决定，而且很容易完成，因为一旦某种信号的效果得到展示，很快会通过模仿而流行，就像有毒生物警戒斑纹的穆氏拟态（Müllerian mimicry）；模仿身份信号对于新近爬升到某一较高阶层的人尤为重要，因为他们需要得到同侪（peers）的认可，地位方能确立，才能充分享受该阶层的好处，特别是通婚的机会。

标示身份的做法会从上层开始扩展到社会各阶层，因为首先，复杂等级社会中，阶层糜细繁多，每个都要和下层拉开距离，其次，那些安于平凡地位的人，往往也不愿被误认为更高阶层，这会给他们带来过多社会义务，亲戚朋友会来借钱或求援，并理所当然的认为彼此间互惠关系不必对称，邻居们会期待他们在公共事务中贡献更多，所以除非他已决心向上爬升，还是低调为妙，这方面将表现出个体间策略差异，是野心勃勃，还是安于现状。

更一般而言，即便与权势高低无关，人际交往中也存在降低互动成本的需要，这是为了解决一个协调博弈问题：交往双方在开始接触时，如何就即将发生的互动应适用何种规范迅速达成一致，因为不同阶层内部，以及不同社交情境中，都有着不同的规范，哪些言辞举动是妥当的，哪些话题或倡议是合适的，哪些是不受欢迎甚至不可接受的，皆随双方地位和当前情境而不同，若协调不顺，会带来尴尬，羞辱和冲突。

街头揽客的妓女常会采用特定的穿着打扮，告诉路人她正在营业，乞丐哪怕很有钱，上班时也得穿的寒酸破烂些，否则当他把帽子伸出去时别人就不知道他意图何在，帮派分子看一眼对方的文身，交换几句切口，便知道是不是道上兄弟，许多聚会的主办者都会告知客人该穿正装还是便装，或是沙滩裤比基尼，也说明他们都意识到服饰有着设定社交情境的功能。

有信号就有仿冒者，警诫斑纹一旦开始生效，捕食者学会避开带此斑纹者，便对仿冒构成了激励，一些无毒生物也长出相似斑纹，生物学家称之为贝氏拟态（Batesian mimicry），同样，当标示高地位的身份信号普遍引来尊敬，友善，奉承，顺从，忍让时，仿冒的诱惑就显而易见了，所以向来不乏以明显超出其实际地位的标记装点其身份者，这能带来切实利益，而不仅仅是虚荣。

大跨度仿冒相对少见，那需要高超的社交天赋和心理承压能力，方能出入豪门穿梭名流而不穿帮，同时还能躲避随地位而来的各种义务；更常见的是小跨度向上靠拢，那些在地位爬升上较为积极进取的，会踮起脚尖往上够，将不成比例的财力投入于身份装点，往往把自家财务之弦绷的过紧，不过这也为奋斗拼搏提供了强大动力。

向上靠拢的努力会引起上层的不满，担心其高贵性将被稀释，于是被迫寻找更难模仿的标识以便继续保持距离，这将引发一轮又一轮逐步升级的军备竞赛，标识信号变得越来越稀罕而昂贵，并逐渐从易于复制的有形物向难以摹状的情趣，品味，格调和玄谈发展。

这场模仿与反模仿的竞逐游戏促成了上层文化的高雅化，高雅的要点是，非经长期熏陶难以把握其细节，不是从小品尝把玩就不能体味其妙处，它不仅竖起了一个高门槛，也是一种地位爬升的减速和延迟机制：即便你的权势已够得上你意欲证明的地位，可因为你是新来的，不能立即得到认可，须等到你的财富变成老钱（old money），你的家族变成世家才行。

军备竞赛的另一个结果是，身份信号演变成了两类：明码与暗号，明码是显著可见的，用于告诉其他阶层：我们和你们不一样，暗号则微妙而深晦，用于阶层内部的资格鉴定；这样，一个熟悉明码因而自信已懂得如何装点身份的冒入者，一旦开始圈内交往便很快露馅，处处尴尬难堪，只好夹起尾巴，低头认输。

资格鉴定也可以更正式的方式进行，例如英国的纹章院（College of Arms），以授权使用纹章的形式对贵族地位给予确认，同时收集保存各贵族世系的谱牒，以便在需要时核实特定个人的贵族血统，类似制度广泛存在于欧洲，这实际上是对阶层流动性提高的一种反应，说明财富，教育和生活方式等其他方面的表现已不足以区分贵族与平民。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族门阀不同于欧洲贵族，并非以世袭爵位确立贵族地位，而是以努力让族内持续产生高官的方式壮大宗族势力，因而更加依赖家族谱牒和高质量教育。 文化的分异 等级结构的长期存在，使得阶层之间产生了显著的文化差异，程度不亚于不同民族之间，甚至更大，这里仅举数点聊作演示；有些差异是由生计模式的不同造成的，就像现代市场中的行业文化差异，各阶层依靠各自所拥有的不同资源要素、专长和商业模式吃饭，自然会形成不同的价值取向，处世态度和行事风格。

武士贵族靠打仗吃饭，理所当然的会推崇尚武、勇敢、忠诚、荣誉等价值；在技术、知识和观念方面，武士倾向于持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对新事物较为开放，任何能帮助他们打赢战争的东西都是受欢迎的，而他们从来不缺机会来检验它究竟有无帮助；武士也更爱开拓和冒险，特别是其中无望继承家业的幼子们；作为权力系统的运营者，即便地位稳固的贵族也须对各种新机会保持灵敏嗅觉，因为任何开创性活动都可能打破原有势力均衡，而反应迟钝者将会失势。

在所有这些方面，祭司阶层（无论是早期祭司，还是后来的罗马教会和中国士大夫）都与武士形成了鲜明对照，他们靠经营意识形态吃饭，讲究的是条理分明，体系完备，自圆其说，在行动上，他们注重规矩、合范性和正统性，最容不得挪来动去，生怕哪里捅出窟窿，至于那套意识形态正确与否，鲜有机会验证，所以他们总是致力于堵塞漏洞，消灭异端，压制新奇事物。

下层农民的情况较为多样，在国家权力持久稳固的腹地，农民一般比较顺从，这是长期严酷选择的结果，一代代桀骜不驯的刺头要么发迹上升，要么被消灭；不过，当社会秩序全面崩溃时，特别是当底层大众被某种弥赛亚信仰（Messianism）动员起来时，也可以成为一股巨大的破坏性力量，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精英阶层维持政治结构稳固性的能力。

农民一般也较为功利主义，例如在宗教信仰方面，更注重现世功效与回报（也就是所谓灵验性），富裕阶层才更看重来世拯救，原因很简单：富人的现世福利已有了保障，故有余力可从容的为像来世这么遥远的远期回报作投入；至于将教义视为不可妥协的道德律令，是更晚近的观念，更多出现在下层贵族和中产阶级之中，这或许是因为，恪守道德规范对这些阶层维持体面地位和取得成就更为重要。

在远离腹地的边缘地带，包括边疆和深山，下层文化有所不同，无论国家权力还是贵族领地权，在那里都以较为浅表的方式存在，以征收贡赋和防范叛乱为主，较少直接治理，那里的农民尚未被深度驯化，更像前国家社会的人民，保留了较多桀骜不驯和尚武传统，更多依靠宗族组织自保，因而亲属关系更紧密，父权主义更盛行，更重男轻女，更重视家族声誉，常流行着血仇循环。

另一类阶层间差异是由社会关系网络的广度所决定，大致上，阶层越高，关系网的广度越大，无论是通婚与社交对象，亲属关系，还是旅行和职业活动，上层关系网在地理上都更加广阔，结果是，无论从村镇，地区，国家，帝国，文明等社会组织层次观察，上层的文化同质性都远高于下层，实际上，也正是因为上层文化的同质性，大型社会才得以组织在一起。

多数下层农民可能一辈子活动半径只有几十公里，到过的最繁华地方就是离家最近的那个镇，通婚和交往范围只是附近几个村庄，因为他们缺乏长途旅行能力，没有车马舟船，住不起客栈，备不起盘缠，出门基本靠步行，境况稍好的农民可能有头驴或有辆牛车，但并不比步行快，而且离家稍远饲料便成问题，也正因此，传统农业社会的基层集镇分布密度总是和农民步行当天往返距离相匹配，任何农户到最近集镇的距离通常不到十公里，人口密集地区只有三公里左右，缺乏流动性使得下层文化不可避免的高度碎片化。 [7] 贵族的活动范围则大得多，首先他们有能力负担昂贵旅费，并能在盗贼出没的旅途上保护自己，其次他们也需要旅行，四处征战，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出席国会，出入宫廷，随国王巡视，受命出使，担任巡回法官，都需要他们在自家城堡庄园、附近城市、首都、国王驻地，以及各种任务地点之间频繁旅行，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挑选了颇具代表性的法国贵族昂盖朗·德·库西（Enguerrand de Coucy）的生平，作为其描绘14世纪宏大历史画卷的主线，从中可看出，库西的成年人生几乎完全由永不停歇的奔波征战和外交活动所组成，从佛兰德，意大利，英格兰，到瑞士，巴尔干，土耳其。 [8] 传统上，西欧贵族会将年轻子女送到其他贵族家庭充当侍从，以学习贵族礼仪和家业经营，或者聘请家庭教师传授各种被认为贵族应掌握的知识和举止规范，贵族中还流行着让青年子弟游学列国的传统，财力雄厚者会重金延请名师相伴，亚当·斯密因发表《道德情操论》而声名大噪之后，便被巴克勒公爵（Duke of Buccleugh）的继父聘为导师，带着年方17的公爵游学欧洲。 [9] 上层能够形成高度同质的文化，也是因为其人数较少，中世纪英格兰拥有世袭爵位的大贵族（即国王一级封臣，tenants in chief，包括公爵，伯爵，男爵等）只有50-80位，少于邓巴数，还有约1100位骑士，连同其家庭，贵族阶层规模不过数千，恰好相当于游动性狩猎采集者的一个同语言群体的典型规模，若再加上约10000名土地绅士，则相当于一个前文明定居者的语言群规模。 [10] 阶层间文化差异和上层文化的同质性，也因文字的使用而强化，书面内容能以相当高的保真度在空间和时间上大跨度传播，因而相比口语和口述传统，书面语和它所记录的文化信息更可能在大范围内具有持久的一致性，而且基于书面语的文化有着几乎无限的存储容量，可以积累起庞大的文化传统，相比之下，由一小撮祭司和说唱者依靠个人记忆力所能传承的内容就十分有限。

书面语的内在保守性也让有文字语言更有能力抗拒语言的自然流变和裂变倾向，从而在时间和空间上保持相对稳定，历史上所有能在大陆或文明这一级别上成为通用语（lingua franca）的语言，都是有文字语言，而有机会掌握这门通用语及其书写方法的，都是社会中上层，这让他们能在广大地域内顺畅交流，并共享一个有着丰富积累的书面传统，其文化也因此而与下层形成鲜明差异，所以很自然，当人们谈论地方的、民间的、通俗的文化类别（无论是文学、艺术、歌舞还是宗教）时，总是更多联想到社会下层。

当然，下层文化的生长空间也不会仅限于村镇范围，虽然下层社会多数人的活动半径很小，但也有一些流动性较高的成员，诸如商贩，艺人，牧羊人，托钵僧，游动工匠，运输业者，而且下层社区中也会居住着一些地位相对较高的个体，以及从中上层跌落的人，他们有着较宽的文化视野，会将上层的文化元素带进下层。

例如一位落魄失意的文人可能会面向底层大众创作，将高雅文化中的内容改写成通俗形式，因而带动文化向下渗透；在古代中国，每当仕途爬升通道被系统性打断时，便会有一批士大夫转向市井，造就一个通俗文学繁荣期，比如金代北方，元代前期和明末清初，都产生了大批面向大众的戏剧作品。

这种渗透会让地区间的下层文化获得不少共同元素，为较大范围的文化认同提供一些着力点，但这并不会拉近阶层间的文化距离，因为对下层来说，上层生活遥远而陌生，知识背景和审美情趣皆大相径庭，高雅文化中的故事若原样照搬，他们根本无从理解和欣赏，所以通俗化必定是个激烈的改造过程，故事主角（往往是上层大人物）被剔除血肉而脸谱化，主线情节被抹掉细节而刻板化为固定程式，生动活泼有血有肉的内容则被留给配角和副线。

如此改造而成的脸谱和刻板程式，并非大众努力认识和理解上层生活的结果，而是他们用来表达价值观和道德期望的工具；脸谱化再往前一步便是神化，实际上，许多大人物在民间最后都变成了神，好神或恶神，成为求拜，恐惧，安抚或唾骂的对象。 注释：（其中所引文献详见〈 参考文献 〉） [1] Kent Flannery & Joyce Marcus (2012) ch.10,16. [2] Kent Flannery & Joyce Marcus (2012) ch.5. [3] 有关洁净焦虑和食物禁忌的关系，以及它在人类道德心理机制中扮演的角色，我在系列博客〈食物与人类〉第10篇（HS:7963）中有更多讨论。 [4] Louis Dumont (1966) 《阶序人》第2，3，4，6章。 [5] Joshua Rottman, "Evolu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Disgust",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 Volume 12, Issue 2, April 1, 2014. [6] Wikipedia: Signaling game, Signalling theory, Aposematism, Agonistic behaviour. [7] Ian Mortimer (2010) ch.1；G. William Skinner (1993)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4章。 [8] Barbara W. Tuchman (1978)《远方之镜》。 [9] John Rae (1895) Life of Adam Smith , ch.11. [10] Ian Mortimer (2010) ch.2；有关语言群规模，见Jared Diamond (2012) 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 , ch.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