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由于他们有财力代表群体支付战争赔偿金和抚恤金，因而往往主导着结盟与媾和谈判，财力还可让他们以调解人身份介入其他群体的纠纷，比如当争议双方无法就偿命金数额达成一致时，主动掏钱补足差额以平息冲突，这无疑将带给他们超越群体的更高声望与权势。

或许是为了表达友好，偿命金的支付也以赠礼形式进行，于是便成了一种启动莫卡竞争的机会，实际上多数莫卡是由此发起的，所以研究者认为，莫卡之所以在当代变得那么流行和夸张，正是因为战争被禁止后，土豪们失去了竞争权势主要手段，但纠纷冲突仍会发生，于是竞相以大笔掏钱安抚的方式来平息纠纷，让莫卡成了新的竞争舞台。 [5] 类似的赠礼竞赛也以夸富宴（potlatch）的形式广泛流行于西北海岸印第安人中，土豪们竞相在宴席上向宾客大肆分发贵重礼物，差别在于，莫卡是一对一的决斗，而夸富宴则更像是由评委打分的体操比赛，并非巧合的是，同样是在欧洲殖民者压制了战争之后，夸富宴才变得盛行狂热起来，成为地位竞争的主要手段，最终发展到当众烧毁大堆值钱物品的地步。 [6] 追逐声望 当土豪地位逐渐稳固，其角色便开始向头人（headman）和酋长（chief）转变，这表现在几个方面：

1）动员战争资源和主导战争事务与结盟关系的能力，让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而选择战争的对象与时机，以及与谁为敌，与谁结盟，比如哈根土豪能在一位友邻被杀时按自己意愿认定是否值得为此发起一次报复行动； [7] 2）这一点构成了一种威慑，使得别人不敢挑战其地位，或侵犯其利益，也构成了一种强制力，迫使群体成员跟从他的选择并接受其后果；

3）对战争的支配权让他能进一步扩大自己的资源优势，包括获取战利品和更多妻子；

这些转变的结果是，虽然他们仍时常大宴宾客，慷慨散财，但其动机不再是互惠，而是提高自己的声望（prestige），同时也是对群体内追随出力者支付报酬，只有在与群体外与他地位相当者的交往中，才仍然保持着传统互惠关系。

追逐声望是一种博弈策略，它基于权势争夺中的一种集体信念自我实现机制：如果你能设法让更多人相信你比竞争对手拥有更大权势，那么你就会因此吸引到更多盟友和追随者，结果真的拥有了更大权势，这继而让更多人相信你确实拥有更大权势，继而吸引到更多盟友和追随者……如此循环，最终你将以压倒性权势胜出，即便你和竞争对手之间起初并没有显著的实力差距。

这一机制能生效，是因为，当人们不得不选边站队时，会倾向于挑选他们相信会最终获胜的那一方；当然，他们这么做的前提是：不存在多方权力制衡与共存机制，因而合理的预期是必定有一方会最终胜出，成为霸主，而且届时他很可能秋后算账，打击那些曾拒绝支持他的人；从历史经验看，这是个容易满足的前提。

博取声望的手段很多，下面是政治功能较为显著的几种： 宴飨 将设宴聚餐变成一项经常性活动，可实现多项政治功能：展示财力；展示慷慨，这意味着为他提供支持与服务有望获得丰厚回报；将自家厅堂变成公共事务的集中处理场所，从而更好的加以掌控；通过差别化待遇来操纵群体内等级结构；迫使人们对是否接受主人通过席位安排所认定的等级秩序作出表态：假如你出席宴会并乐享酒肉，就表示至少默认了这一秩序，反之，若拒绝出席，或拒绝在主人安排的位置就坐，你的反对立场也就公开化了。

宴席也被用来招待来自其他群体的贵客，将主人厅堂变成超越本群体的地区社交中心，从而让主人能够主导外交事务，也将在更大范围内给他带来声望。

因为有着这些功能，宴飨广泛流行于前国家等级社会， [8] 和门客制（patronage）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早期政权的主要政治平台；对照另一项传统可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在许多政治组织已开始发育（以便协调集体行动）但仍维持着平等主义的小型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被人类学家称为男人屋（men’s house）的场所，通常只有已通过成人礼考验的合格战士才被允许进入，公共活动主要在那里展开，包括祭祀，成人礼和集体议事，然而随着等级分化和实权首领的产生，男人屋消失了，神庙成为主要仪式场所，而政治活动的重心则移到了首领的厅堂和宴席上。 [9] 头领间为角逐声望而进行的豪宴攀比常发展到极度铺张奢侈的地步，现代婚礼上的巨型蛋糕和香槟塔颇具奢华感，但在毛利（Maoli）酋长眼里简直不名一文，他们在盛宴上常搭起30多米高的木塔，层层堆放食物和礼品，1862年在一位汤加（Tonga）酋长的豪宴上杀掉了7000多只猪； [10] 豪宴传统也延续到了早期国家，迈锡尼国王定期举办大型宴会，数千人聚集在王宫与海滩之间的坡地上，按地位高低排定座次，享用巨量酒肉。 [11] 工程 组织大型工程项目可显示一位头领大规模动员人力和调动资源的能力，在互惠原则尚在的土豪时代，他可能选择惠及群体的道路、引水渠、拦水坝等基础设施，然而在等级地位确立，竞争焦点转向豪强寡头间权势较量之后，更受青睐的是那些高大醒目，引人仰视、赞叹和敬畏的东西，而且最好和某种神圣仪式联系在一起，诸如神庙，神像，高碑巨柱，或像中美洲的金字塔形大土台。

以工程博取声望的要点在于难度和工作量，复活节岛上的数百个摩艾石像（moai）中，最大的几个高10米，重80多吨（一个未完工石像更重达270吨），竖立之前须移动几英里，需要出动几百人搬运，差不多相当于整个部族的全体成年男性（复活节岛民以宗族组织社会），对照类似案例，这明显是岛上几大部族首领之间声望竞争的产物。 [12] 搬运和树立巨石的活动在古代十分流行，特别是新石器时代的西欧，可能这是容易想到的大挑战，那里已发现了5万多个此类样本， [13] 布列塔尼的一块巨石高达20米，重330吨； [14] 威塞克斯的著名巨石阵（Stonehenge）每块重数十吨，多数从几十公里外运来，其中第三期的82块大青石更是从210公里外的威尔士运来，有些巨石作为横梁架在其他竖石上，难度又提高了一等；除了巨型竖石和巨石阵，还有巨石冢，流行范围相似。 [15] 这些倾巢而动的艰巨工程显然没什么实用价值，有些甚至连审美和仪式上的考虑都没有，就像比特币挖矿一样，是纯粹的工作量证明；阿萨姆的安嘎米·那加族（Angami Naga）头领有多种途径赢得声誉，包括猎头袭击和摆设豪宴，但最高声誉却来自搬石头，发起人需要动员合族男性从数十公里外拖来数十吨重的巨石，为此他要花费12头公牛，8只猪和上千斤大米酿的米酒来设宴招待他们。 [16] 战利品 将战争中获取的重要战利品展示在显眼场所，是提高声望的另一常见做法，在后来的国家间战争中，受欢迎的武功纪念品是敌人军旗、王冠、权杖等仪式性器物，例如爱德华一世征服苏格兰后将象征苏格兰王权的斯昆石（Stone of Scone）带回威斯敏斯特用作其御座座垫，然而在早期，更受青睐的纪念品是敌人的身体部位。

在猎头风俗盛行的地区，人们常将猎得的人头挂在村口显眼处，或仪式性场所，比如男人屋或公共长屋（longhouse）， [17] 毛利战士则喜欢将最近赢得的敌人首级挂在独木舟两侧； [18] 当社会组织化程度提高，战争规模扩大，人头多的挂不下，还可堆成骷髅山，砌成骷髅墙，或串成中美洲那种骷髅架（Tzompantli）； [19] 对于游动性群体，携带一堆骷髅就太累赘了，但可以像斯基泰人（Scythians）那样做成饮器； [20] 最便携的形式则是文身，伊戈洛特男人只有在成功猎获人头后才有资格在胸前纹上特定图样， [21] 和俄罗斯黑手党那一大套文身图样中的骷髅纹类似。 [22] 在这方面最具创造力的是美洲人，割下敌人头皮或耳朵，鞣制后串在仪仗上，或用来装点战服和马鞍， [23] 用敌人牙齿、指节骨、或带指甲的末段指节、甚至熏干的整根手指做成项链，将连带整套牙齿的颚骨做成挂饰，将两块天灵盖缝合后做成响铃，还有将整个头部剔除骨头后用类似木乃伊的技术做成肉干。 [24] 战利品收藏与展示的动机首先是夸耀武功，让人知道自己有多少次成功战斗记录，在缺乏公共传媒和历史学家的时代，这可能是唯一可信且能见度够高的广告手段，其次也有震慑潜在敌人的意思，旨在建立一种好战、凶狠、残忍、令人畏惧的声望，让别人轻易不敢招惹，也警告合作伙伴小心背叛的后果。 远交 头领要显示其地位与权势，便须广交远朋，不能整天只和本群体成员混在一起，拥有一群远朋可同时传达多个信息：我有一张覆盖广泛的关系网，必要时可从中寻求支持；假如这些远朋中不少也是土豪或头领，那么我与之称兄道弟的事实印证了我本人的高地位；这些远交将带给我灵通信息和贸易机会，因而增强我的权势。

基于这样的动机，早期等级社会的头领表现出几种倾向：1）慷慨好客，其大宅中常留出许多房间留宿客人，有些可能长期化而转变为门客；2）热情垂顾或赞助流浪艺人，吟游诗人，游动工匠，长途商贩等游动性职业者，这些人不仅带来消遣、服务和商品，还有更宝贵的知识和情报；3）对异域风情和舶来品兴趣盎然。

在婚姻上，头领更倾向于外婚（exogamy），因为按他们试图证明的自身地位，群内已经没有般配亲家了，只能在群外寻找地位相当者，而且地位越高结亲对象越远；雅诺马米人以父系宗族组织社会，从夫居，但并不严格外婚，堂兄妹结婚并不少见（尽管交表婚才是他们的理想模式），原因之一是女孩不愿外嫁，因为雅诺马米丈夫特别暴虐，只有当姻亲在场时才有所收敛，可是，雅诺马米头领却总是倾向于将女儿嫁给外村头领。 [25] 通过安排政治婚姻而建立广泛的上层姻亲网络，其效果和广交远朋相似，但关系更牢固，相互协助义务更强，假如婚姻联盟长期持续，甚至可以强过宗族，因为血缘不可避免的随代际更替而逐渐疏远，而姻亲却可通过两个家族之间的持续交表婚而不断刷新。

上层关系网络的发展是阶层分化的关键一步，不同地位的人开始形成各自的通婚和交往圈子，并在各自圈子内发展出消费习惯，娱乐趣味，交往礼仪，行为规范，最终形成不同的亚文化，使得阶层之间的区分变得日益鲜明，等级鸿沟越来越难以跨越。 珍异 奇珍异宝首先当然可展示主人的财力，但其声望功能远不止于此，它至少还可证明：他有着广泛而通达的远途贸易关系，因为奇珍往往是来自远方的舶来品，这种贸易关系对建立权势十分重要，因为不像现代成熟市场，早期商人出于安全和信任的考虑，只和少数长期顾客做交易，而且那时值得长途贩运的也都是贵重商品，买得起的人本来就有限，因而能够建立远途贸易关系本身就是权势的证明。

在许多案例中，从远途贸易中获取某些战略物资，构成了首领的重要权力基础，丹麦青铜时代的日耳曼土豪武士便因控制铜料贸易而上升为酋长，铜料来自不列颠、爱尔兰和中欧，用于制造青铜武器，替代燧石，而他们的主要出口商品琥珀，则是一种在远离波罗的海琥珀产区的地中海世界广受青睐的声望品（prestige goods）； [26] 类似的，玛雅贵族以控制黑曜石贸易增强其权势，他们进口的黑曜石多来自四五百公里之外，有些高产采石场更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墨西哥中部高地。 [27] 珍异物品的另一项功能是用于见识竞赛，而见多识广则是上层关系网的一种佐证，设想一位土豪在宴席上夸口自己什么稀罕物没见过，什么珍馐没尝过，此时与之争风头的另一位土豪最有力的反击手段，莫过于掏出一件对方从未见过，说不出名字和来历，也不懂如何把玩欣赏，同时又足够有趣的东西了。

见识竞赛自然不限于有形物，异域风情，新奇娱乐，新式游戏，都可成为争锋焦点，在文化更复杂的社会，还要加上艺术和高雅知识；围绕声望品展开的竞争推动了早期的远途贸易、奢侈品消费和艺术繁荣，并且在所有等级社会始终延续着，花样虽不断翻新，基本动机却从未改变，当今世人对此当不会陌生。 傍大款 当周边存在一个无可置疑的优势文化时，与该文化的特殊关系是取得声望的另一条途径，因为从优势文化中获得帮助（无论是武力、财力还是技术）将大幅提升一位头领在权势竞争中胜出的可能性，这是上层关系网的非对称版本，有时其影响是压倒性的。

缅甸北部克钦族（Kachin）在高地以游耕为业，邻近低地居住着以水稻为生的掸族（Shan），后者是远更发达的定居社会，已形成一批小土邦，其君主称为召帕（Saopha）； [28] 克钦村庄的头人称为督瓦（duwa），拥有向其所辖山民索取贡奉的权力，比如每杀一头猪须贡上一条后腿，所以他们也被称为食腿督瓦。

但克钦督瓦们的地位很不稳固，常丧失权力而令社会退回平等无政府状态；不难想象，这些督瓦势必面临激烈的权势与声望竞争，而他们加强声望的一种办法就是与掸族召帕结亲，至少娶掸邦贵族女性为妻，事实表明，这个办法卓有成效，近代好几位强势督瓦都凭借与掸族贵族缔结婚姻联盟而确立地位。 [29] 当年大英帝国如日中天之际，众多小型等级社会的头领们皆以沾上点英国气为荣，1810年夏威夷大酋长卡美哈梅哈一世（Kamehameha I）统一夏威夷建立王国之后，将一面大英红船旗（Red Ensign）用作国旗，至今米字旗（Union Jack）仍留在夏威夷州旗的左上角，就像澳洲和新西兰国旗一样，尽管夏威夷和英国从未有过任何从属关系。 [30] 汤加大酋长乔治·图普一世（George Topou I）在1831年汤加统一战争正在进行期间受洗成为基督徒，并仿效他所知道的英王乔治三世，自名为乔治，当时汤加与英国也没有从属关系（直到1900年汤加才成为英国保护国，但始终维持自治）。 [31] 最激烈的声望竞争往往出现在土豪们竞相谋求垄断性权力而成为头人，相邻村庄的头人们试图控制对方而上升为酋长，进而酋长们角逐霸权而创建酋邦（chiefdom）的过程中，而一旦尘埃落定，强者胜出，权力巩固，竞赛热情便开始冷却，因为对于已建立起多级权力结构，其地位已难以撼动的首领，这种表演已没那么必要，它失去了多数目标观众，因为在普通大众的视野中，已不存在可供比较权势高低的对象，他们也不再有挑边站队的选择，声望竞赛仍将继续，但不再像以往那样以面向公众的狂欢形式进行，而更多发生在权贵圈子内和首领的私家厅堂上。

夏威夷酋长建立声望的方式之一，是建造一种名为海伊阿奥（heiau）的圣殿，其主体是一个由石块砌成的大型平台，非常耗费劳力，其中较大的需要数万个工日，通过分析这些工程的劳动时间分布，考古学家发现毛伊岛上的海伊阿奥建造活动在15世纪曾经历一次爆发性增长，每年投入的工日上升了两个数量级，而此时正是岛上各酋长为争夺全岛统治权而频繁征战的时期，而一旦胜负决出，酋邦建立，工程热潮便开始消退。 [32] 继承性的诞生 地位分化和权势人物的崛起并未直接导致阶层的产生，阶层结构的持久存在需要权势与地位的可继承性，假如每代权贵大多来自普通家庭，文化就不会随地位高低而分异，土豪就永远是土豪而不会成为贵族。

然而继承并不容易实现，先看财富，虽然私人财产权通常从诞生之时起就伴随着某种程度的可继承性，但在互惠规范遗风尚存的时代，首领的财力很大部分是由他人因亲属或盟友关系而对他所承担的义务构成，这些是无法传承的，例如特罗布里恩德头人的财富，一部分由其众多妻子所生产，另一部分是由妻方家族按习俗在每季收成后赠送的甘薯，在此习俗下，一个人只要妻子数多于姐妹数，就会占便宜，但这一优势显然无法传给下一代。 [33] 类似的，哈根土豪在参与莫卡竞赛时，大部分赠礼并非出自他家的预先囤货，而是从宗族成员中临时募集而来，后者依习俗负有鼎力襄助的义务，所以头人所在宗族人丁越旺就越有权势，当然，其子女可以继承这一优势，但分享该优势的是全体族人，而头人的子女未必仍是头人。 [34] 而且早期权贵将大量财力花费在赠礼竞赛和声望角逐上，留不下太多财富给后代，加上他们往往因多妻而生育众多子女，分到每人头上的更少得多，其实也可以这么理解：他们倾向于将权势直接迅速兑现成当期的遗传收益，而不太考虑如何将权势地位传给后代，假如成功传承的可能性高度不确定，那么选择这样的短期策略便是合理的。

再看地位，早期首领的领袖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自其个人禀赋，包括强壮体格，知识与经验，人格魅力，可信赖，慷慨大方，口才等等； [35] 尽管这些禀赋相当程度上是可遗传的， [36] 但疾病、感染、事故和早期经历等环境或偶然因素也有很大影响，而且若只考虑父亲一方，遗传影响就要大打折扣，所以，虽然首领的儿子们在竞逐首领地位上有不少优势（包括家族势力，亲属数量，父亲提携，继承自父亲的禀赋），但远非确定可靠。

这些妨碍权势继承的因素是相互强化的：财富越是难以传承，土豪就越热衷于赠礼竞赛和夸富宴，地位越难以传承，首领就越倾向于追求当期遗传收益的短期策略，越少为将权势长期保持在其家系内而努力，于是继承就越发难以实现。

然而继承权毕竟还是出现并稳固了下来，突破上述障碍的关键，是上层关系网的发育，当友邻权贵之间通过持续通婚而构建起一个姻亲同盟，便造成了一种全新的博弈格局：其中各方都希望友方地位能在其家系中稳定传承，否则他们通过多代政治婚姻所积累的盟友资源可能毁于一旦。

如此一来，当一位首领去世时，他所选定的儿子继承权位的胜算便大幅提升，因为希望他继位的父亲会一早就帮他安排政治婚姻，以便在日后继位争夺中获得盟友首领的支持，以及必要时的强力干预，这些首领往往是继位者的岳父、妻兄、外公、舅舅、姑父、姐夫或表兄弟，他们不仅因亲属关系而对其负有义务，而且自身也可从其继位中获益，这也是为何习俗总是倾向于承认出身权贵家庭的正妻所生嫡子为优先继承人，因为正妻往往来自门当户对的权贵，她们的儿子有望从母方亲属得到更多支援。

相似但有所不同的情形也发生在群体内，首领为巩固其家系地位，常与群内权势较高的家庭结亲，或娶其女儿为庶妻，或为自己地位稍低的子女（例如次子或次女）安排与这些家庭之间的婚姻，或将禀赋优秀但出身较低的青年招为女婿或养子，这些人虽然未必支持他所选定的继承人，但至少都会倾向于将首领地位保留在他家庭中，因为他们在这一点上都拥有既得利益。

早期首领（特别是那些靠武力崛起者）常拥有一批亲信随从（retinue），以此增强和施展其权势，基于同样原理，这些随从也会倾向于权位在首领家系中延续，否则就要另找主人投奔，结果是好是坏全然未知。

总之，当一位首领将自身地位安置于一个网络化的权力结构之中，其中多数权贵的地位都依赖于该结构之存续，那么继承权就变得牢靠安全了，因为在多方博弈中要重新达成类似的均衡极为困难，所以该体系的既得利益者都不愿打破它，尽管他们仍有利益纷争，仍会勾心斗角，但轻易不会撕破脸皮掀翻桌子。

这就像一个错综复杂的国际条约体系，一旦瓦解，各方须重新谈判妥协，重新寻找盟友，重新确立效忠关系，这些都并非易事，且结果难料；很多时候，甚至你的敌人也希望他将面临的是一群老对手，好让他继续在熟悉的框架下玩弄他早已捻熟的旧把戏；当然不时仍会出现一些篡位者，可是“篡位”一词的出现本身就表明，一种权位继承规范已悄然成型。 注释：（其中所引文献详见〈 参考文献 〉） [1] Bronisllaw Malinowski (1922)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pp.55-60，作者将这些头人称为酋长，但从对其权力的具体描述看，他们更接近于Big Man而非严格意义上的酋长。 [2] Kent Flannery & Joyce Marcus (2012) ch.6. [3] 渣男不仅丧失了受尊重的资格，还时常在凶手不明的投毒案中被当作替罪羊杀死，见Brian Hayden (2014) The Power of Feasts , ch.7. [4] 部落（tribe）一词有宽窄两种用法，宽义指一个高度同质的语言/文化群，无论是否有任何政治结构将其连结在一起，而窄义需要存在这种（至少二级）政治结构，在本书中，我通常使用窄义，例如“前部落的”（pre-tribal）即指缺乏二级政治结构的状态，但本节是个例外，此类例外只会在引述材料时才会出现。 [5] Andrew Strathern (1971) The Rope of Moka , ch.4-10. [6] Wikipeida: potlatch; Kent Flannery & Joyce Marcus (2012) pp.55-56. [7] Andrew Strathern (1971) ch.4. [8] Brian Hayden (2014) ch.7. [9] Kent Flannery & Joyce Marcus (2012) ch.7,8,12. [10] Martin Jones (2008) Feast , ch.8. [11] Brian Hayden (2014) pp.245-251. [12] Jared Diamond (2005) Collapse , ch.2; Wikipedia: Moai. [13] Wikipedia: Menhir. [14] Wikipedia: Locmariaquer megaliths. [15] Jane McIntosh (2006) 《探寻史前欧洲文明》，第7章；Wikipedia: Stonehenge. [16] Kent Flannery & Joyce Marcus (2012) ch.6. [17] Albert Jenks (1905) ch.3; Kent Flannery & Joyce Marcus (2012) ch.7. [18] Richard J. Chacon & David H. Dye (2007.ed) The Taking and Displaying of Human Body Parts as Trophies by Amerindians , p.17. [19] Wikipedia: Tzompantli. [20] Wikipedia: Skull cup. [21] Albert Jenks (1905) ch.6. [22] Wikipedia: Russian criminal tattoos. [23] George B. Grinnell (1915) [24] Richard J. Chacon & David H. Dye (2007ed) . [25] Napoleon Chagnon (2013) ch.2,8. [26] Timothy K. Earle (1997) How Chiefs Come to Power , pp.18-33. [27] Bruce G. Trigger (2003) 第246-257页；Raymond Sidrys, "Mass Distance Measures for the Maya Obsidian Trade", in Timothy K. Earle & Jon Ericson (1977.ed) Exchange Systems in Prehistory . [28] Wikipedia: Shan States. [29] Edmund R. Leach (1954) 《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第5，7章；克钦族和掸族在中国境内的同族者分别被称为景颇族和傣族。 [30] Wikipedia: Flag of Hawaii. [31] Wikipedia: George Tupou I. [32] Timothy K. Earle (1997) pp.169-184. [33] Bronisllaw Malinowski (1922) 第2章。 [34] Andrew Strathern (1971) ch.9-10. [35] Christopher von Rueden et al., "Leadership in an Egalitarian Society," in Human Nature , Dec 2014, Volume 25, Issue 4, pp.538-566. [36] Robert Plomin (2018) Blue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