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年初一篇文章《 高储蓄率是我们的时代特征 》里，提出了对消费行为的一种看法： 个人消费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提高，这很明显，但这种同步提高并不是线性和连续的，而是在一系列生活方式所对应的消费水平中，作阶梯式的跃迁。假如你原先的收入勉强维持你的单身公寓、QQ车和15元快餐构成的白领生活，现在你的工资涨了两千元，远不足以支付梦想中的三居室公寓、凯美瑞和保姆构成的小富生活，那你很可能将新增收入的大部分储蓄起来，为将来的跃迁做准备；相反，如果你的收入只差一点就能负担小富生活，便很可能借助信贷来提前实现梦想。 上述分析的逻辑结果是：储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期望与当前水平的差距，也取决于他们对下一代生活的期望与这一代的差距，人们对自己未来或下一代进行生活方式跃迁的期待越高，就会把越多的钱堆积在两级台阶之间。很明显，正是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存在着巨大差异。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和门户开放，使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经历了急剧的动荡和变迁，所有人都在调整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各种前所未有的消费生活模式展现在他们眼前。 今天又在想这个问题，发现原先的说法有点问题，只考虑到其中一种情况，实际上，从“消费行为在若干非连续状态（我将这些状态称为生活方式）间迁越”这一假定，可以推出三种消费风格，其储蓄含义不同：

A）及时享乐主义：选定一种自己能够轻松负担的生活方式，并在此方式下尽可能多消费；

B）韬光养晦主义：选定一种自己能够轻松负担的生活方式，并在此方式下尽可能少消费，多储蓄，为下一次迁越做尽可能快的准备；

C）冒进主义：选定一种可能的最高阶生活方式，即便为此穷尽一切已有的或预期可获得的资源；

显然，这三种消费风格带来不同的储蓄倾向，对应的储蓄率C<A<B。

这样，那篇文章对中美储蓄率差异的解释便可表述为：中国消费者更多的持有B型消费风格，即他们对本人或其子女的未来生活方式都有较高的期望，并为此而大量储蓄。原文中对应这个意思的文字是： 正是因为他们迫切渴望改变生活状况，尤其是下一代的状况，他们才需要更多的储蓄，因为当前的收入还不足以立即负担这些期望。在美国，各种主要的生活方式都已存在好几代，上几代为此而准备的储蓄已经在当前转变为消费，从而抹平了总的储蓄率；而在中国，多数人都在为从未有过的更好生活而打拼和积累；并且，中国传统令他们对下一代背负更多责任，这意味着他们对未来消费流赋予了更大的权重。 上述澄清虽未推翻但削弱了此文的解释力，因为该解释不再由消费的非连续性直接得出，而加入了额外的假定，原文包含了这个意思，但没表述清楚。

题外话，实际上还可以想象第四种风格：

D）清心寡欲主义：无论收入多少，选定一种尽可能低阶的生活方式，多出的钱自动变为储蓄。

但是，风格D与经济学硬核中的“稀缺性假定”相矛盾（该假定认为，人必有至少部分欲望永难满足），故不予考虑。

补充说明：我用了“阶梯”这个词来表述生活方式之间的高下，容易造成这样的误解，生活方式集合构成一个单向链，其实我觉得，用一个有向网络（directed network）来描述可能更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