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落去在《 萧瀚炮轰牛博：邓玉娇案之后再一次先入为主 》一文中又提到了帝国主义问题： 在中国的泱泱评论者中，有一种很醒目：那就是抱定一种框架，一种学理，套尽天下万物，一切皆可解决。前几年我们专门为此造了个词，叫经济学帝国主义；因为那会儿颇有一批人，认为经济学能解释一切社会问题，更进一步，经济学措施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这个流派被打击得差不多了，现在则比较流行民主帝国主义、宪政帝国主义；拿民主、自由、平等当万用灵药，到处套用，到处开药方。 花君对此次纷争的评论很中肯，但关于帝国主义的说法，我却难以苟同。 学科的划分方法有两种：一是以研究对象为界，比如生物学里有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等，二是以方法论为界，此时多门学科或许研究对象大致相同，只是观察角度和方法论基础不同，比如道德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等，都是研究多人社会如何运作的。 对于以第二种方式划分出的各学科，它们之间在研究对象上不具有互斥性，因而，它们每一个都可以成为帝国主义者；最凶恶的帝国主义者其实远非经济学，而是逻辑学，其次是语言学，只要你开口说话或动手写字，逻辑学家就有了插嘴的机会，同样，一旦多人社会中发生了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事情，上述六个学科的学者都有了插嘴的机会。 即便是以研究对象划界的划分方法，划出的学科之间也未必是互斥的，这取决于划界所用的维度是否相同，比如历史学，以时间为界可划出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等，以事件类型为界可划出政治史、生活史、技术史、思想史等，显然，中古史专家和技术史专家大可以对同一组事件发表专业看法。 当然，某些事件虽然落在某学科的研究范围内，但在该学科专家眼里可能案例价值不够高，因而不予理睬，而其中蹩脚学者却视为至宝，唠叨半天也没说出个道道，结果被众大师鄙视，这是学术眼光和分析能力的问题，不是帝国主义问题。 我们不会指责我们的眼睛是“光学帝国主义者”，或者我们的鼻子是“化学帝国主义者”，也不会指责法医们是“缺乏人性和良知的技术帝国主义者”，却为何无法容忍“经济学帝国主义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