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非动乱背后的制度局面

辉格

2011年8月26日

反对派攻克的黎波里，各国开始解冻资产，卡扎菲看来大势已去，不过这一波席卷伊斯兰世界核心区域的动乱浪潮，还远未结束，叙利亚冲突正酣，也门仿佛正在走向长期内战，埃及的政治新格局尚未明朗，至于利比亚，未来政府将如何形成还毫无眉目，甚至连赖以评估和揣测的线索都难以寻觅。

在以弗兰西斯·福山为代表的民主版历史决定论者看来，今年初开始的一连串变动，是难以阻挡的世界民主大潮的又一轮推进，是到达“历史终点”之前的倒数第三或第四轮浪潮，恰如七八十年代席卷全球的 “第三波” ，当时，从葡萄牙开始，南欧、拉美和东亚的右翼威权政府相继倒台，并为民主政府所取代，短时间内让冷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大为改观。

第三波中各国制度变动方向的一致性，很容易让人们相信，在当前和今后的浪潮中，独裁政府的倒台将顺理成章的带来民主，然而，轻易相信这一点是危险的，尽管现在判断此轮变故在多大程度上类似于第三波还为时尚早，不过撇开短期政治前景，比较一下这两轮中各国的社会状况和国际关系背景有何异同，或许是有益的。

第三波发生于冷战后期，冷战是两大制度路线的全面对抗，一边是国家全能主义和计划经济，另一边是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波完全发生在以美国为首的市场阵营中，而诸如南斯拉夫等摆脱了苏联控制的国家，并未发生类似的事情，所以，第三波其实可以视为市场阵营中的边缘异类向该阵营主流制度顺应和靠拢的过程。

这些国家尽管有一个威权政府，却已长时间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具备了支撑市场运行所需的起码的法治环境和产权保障，国内中产阶级和公民社会有了长足发展，其经济和产业也早已融入市场阵营的全球分工与贸易体系，这种背景下，政治变革只是替换了制度大厦顶端一个十分浅薄的层面，可谓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所以变革过程也没有带来多少动荡和暴力。

从国际关系上看，第三波也是各右翼威权政府与美国之间关系随冷战局势而发生变化的结果；在冷战高峰期，南欧东亚拉美的右翼政权躲藏于美国羽翼之下，随时面临着被左翼政党或游击队推翻的危险，而美国也需要这些政权来抵御苏联势力的蚕食，但这一合作关系是不对称的，关系破裂对这些政权意味着灭亡，而对美国只是丢失一两个军事基地，所以，这些独裁者摄于美国的压力，不得不遵守其所施加的制度和行为标准。

然后，当苏联阵营开始退缩时，美国对右翼政权的支持也相应减弱了，而此时两大制度体系在社会和经济表现上的巨大反差，让取代各独裁政权的民主势力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市场制度；问题是，当前在伊斯兰世界发生的这轮变革，是否具备类似的内外条件，将这些社会导向某个确切的方向？要知道，除了第三波之外，历史上独裁者的倒台既可以导致民主和法治，也可以导致长期内战、退回部落化、新的独裁，等等。

从某些方面看，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独裁者有着类似冷战时的关系，美国帮助他们维持权力，先是换取其放弃与以色列的战争，继而换取其压制国内的原教旨主义势力和恐怖组织；不同的是，在这对关系中，美国比独裁者们更需要对方，因为在这些社会原本就是独裁制度的良好土壤，离开美国支持甚至在其制裁之下也可能生存，而美国则承担不起一个又一个阿富汗和也门。

所以，美国对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的长期支持和巨额援助，并未给这些社会带来社会面貌和制度上的变化，反而令其长期僵化在一种不利于市场和现代化的状态之中，因而，当动荡和变革终于来临之际，这些社会的状况，完全不同于第三波国家变革前的状况，市场、公民社会和基础法治都缺乏发育，政治层面的组织、利益表达和议价妥协机制都未经磨练，一旦有事，其方向很难预见。

这场动荡，与其看作全球民主浪潮的延续，不如说是这些国家特定社会与经济状况下的内生骚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这些伊斯兰国家有着十分相似的社会状况，尤其是人口特征，典型的情况是：2.7到3.5之间的总和生育率，高达2%的人口增长率，4-6%的GDP增长率，10%以上的失业率和高得多的青年失业率，比较它们的人口金字塔，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15到29岁那段显著的向外凸出。

青少年人口比例的异常庞大，高企不下的青年失业率，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安定因素，假如出现在农业社会，容易带来的是卢旺达和布隆迪式的底层械斗；而北非的情况有所不同，那里多了两个因素：城市化和教育普及；它们让青年们开阔了眼界，方便了交流，活跃了思想，抬高了期望，而同时，封闭僵化的社会结构和缺乏机会的经济，又处处给他们带来失望和挫败，这样的社会状况，想必是容易被点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