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生比例彰显农村空心化

辉格

2011年8月8日

最近，清华大学几位学生所做的一项调查经媒体披露后，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调查显示2010年清华新生中来自农村的只有17%，而同期全国考生中的该比例为62%；同时，北京大学以及一些独立机构和学者的研究结果也反映了类似的趋势；对此，许多人惊呼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平等，名校成了贵族学校，高考这条曾经少有的为寒门子弟敞开的社会上升途径，如今也关闭了。

实际情况或许没有这么严重和悲观，且不论各方所采用的统计方法是以何种口径区分农村和城镇生源的，他们的关注焦点似乎过于集中于清华北大等个别名校了，从专业机构麦可思对2009年毕业生的统计看，在全部重点大学（即211百校）范围内，农村生源的毕业生比例只比考生比例低2、3个百分点，而不是清华报告的45个点，当然，这里有五年的时间差，但五年时间似乎不足以将差距拉到这么大。

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等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这只是整体上贫富差距、资源和社会机会不均等的一个侧面；在以前，不仅大家都很穷，而且在改善高等教育资源的竞争地位上，金钱起不了多大作用，而现在，随着中小学质量差距的拉大和择校机会的开放，财力和权力成为重要竞争优势。

而与此同时，高考作为社会上升的独木桥地位却下降了，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让农民子弟有了比以前广阔的多的改变命运的机会；成本收益的这一变动趋势下，回避代价和风险高昂的名校独木桥争夺战，是穷人的理性选择，二三线高校的学费虽也不低，但挤进重点中学的代价则要高得多。

名校中农村孩子的减少，或许反映了过去二十年城乡变迁中一个更值得关注的事实：城市化吸干了农村的绝大部分精英，导致了农村的严重空心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那些有利于将其孩子送进名校的资源和个人禀赋——影响智力和学习热情的遗传因素、看待知识和教育的积极态度、良好的家教传统、力争上进的劲头和决心、财富和权力、社会关系和地位——也全都有利于将这些父母自己送进城市，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这些就是精英。

现在，这些人已差不多都进了城市，其比例远超出城市化率本身；当然，工业化和城市化总是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农村空心化，但由于我们的农村缺乏土地权利，缺乏地方自我组织和自我治理的机会，没有发展事业和施展才华的空间，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其他方面，使得那里的空心化更加极端和彻底，其结果有目共睹，精神生活日益空虚和粗俗，文化和道德沦丧，治安恶化，也丧失了抵御黑社会和地方官吏欺凌压迫的任何能力。

改善农民和农村的恶劣处境，应着眼于从制度上开放和保障他们更多的发展和上升机会，包括土地权利、自由迁徙和择业、自由竞争教育机会，也应向市场开放迄今绝大部分由国家垄断的教育资源，而不应要求政府对教育资源进行平均化分配，这种头痛医头的主张是目光短浅的，经验已一次次告诉我们，将资源集中在政府手里得不到均等分配的结果，相反，目前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是被国家垄断的；在担忧穷孩子进不了名校之前，不妨先帮助他们获得上民工子弟学校的机会，不妨先确保那些在艰难条件下苦心经营的民营学校无须时刻担心被驱赶、清理和关闭的噩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