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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篇： 动物伦理问题应留给地方解决 ） 胡乱抛尸应负刑事责任 辉格

2010年3月31日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将21具婴儿遗体草率浅埋河滩的事件，激怒了公众，日前，在政府介入调查之后，院方将多名责任人停职或开除，政府也责令医院向公众道歉，并将两名直接肇事者治安拘留；然而，尽管这一行为显然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二条所规定的侮辱尸体，但司法部门似乎并不准备对当事人追究刑事责任；最初接获村民报警的办案警察，也在认定“是医院扔的”之后不予处理；去年6月襄樊鱼梁洲发现9具婴儿遗体的案件，更无人承担任何责任。

和我一样，许多人在听说此事之后的第一反应，不仅仅是普通的反感和厌恶，更有生理上的恶心、心慌和呕吐感，宁愿自己未曾耳闻目睹这一场景；它对观者所带来的伤害是真切的，我想也是普遍的，假如我们有机会询问一个陪审团：你们是否感受到伤害？答案大概是肯定的，无论陪审员来自哪些民族、哪些文化。

正是这种普遍且可预期的受伤害感，为遗弃、亵渎和损毁尸体的罪名奠定了法律基础，更因为它所伤害的，不仅是死者的亲属和友邻，更是所有耳闻目睹者，因而为民法救济所难以矫正，才更需要由公法施加刑事责任；由刑法和公诉人来规制此类行为，实际上也是政府保障公共心理安全的一项职能。

以伤害公众感情为由来禁止某些行为，是一种价值观立法，诚然，如我在不久前 评论食狗肉争议 时所言，价值立法应特别克制和审慎，在决定一项禁忌是否能进入一个大共同体的法律时，应遵循“取交集而非并集”的原则，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多元文化大国，最高层次上的交集注定是很小的；然而，亵渎尸体的禁忌，恰恰落在了这个交集之中。

以某种严肃而体面的方式处理遗体，使其免于在日晒雨淋中裸露和腐烂，这是与现代智人这个物种一样古老的习俗，它在人类的漫长历史中始终得以延续，也被所有文明和民族所继承，而丧葬如同婚娶一样，已成为每个社会日常生活中高度仪式化和头等重要的大事；正因此，墓葬才成为了考古家探寻每个人类分支以往生活的主要窗口，许多人类学家甚至将对待逝者的方式和态度，作为辨别一个群体在心智和文化结构上是否接近现代智人的重要指标。

诚然，随着文化的分化和变迁，墓葬形式已高度多样化，一个文化中沿袭已久的方式，或许在另一个文化的人看来是难以接受的，这样的问题将由地方性法律来处理，作为多民族多文化的大国，法律是难以规定单一丧葬方式的；然而，严肃和体面这两个原则，却是所有这些形式所始终遵循的，即便是外人看来难以接受的天葬，也有着严谨的程序和仪式，确保肢体被鹰鹫所食尽，并非胡乱切割和丢弃。

对于司法系统而言，严肃对待遗体的要求有着另一个更现实的理由：放任随意处理遗体的习惯，将削弱治安和司法部门对于无名尸体背后可能隐藏的命案的警惕，让涉及人命的罪行有了更大的机会蒙混过关；相反，若所有非责任死亡的遗体都得到妥善处理，那么每一具无名尸首的出现，便没有理由不促使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了，类似济宁警方最初接警时的懈怠，便成了确切无疑的玩忽职守。

从以往的经验看，这个社会的舆论氛围和立法体系，并不缺乏价值立法的冲动，从色情、性关系、性交易、器官交易到儿童体罚、童工雇佣等等，已有了大量立法，近来，关于动物虐待、吃狗肉、死刑等问题也得到了热烈讨论；以一部分人“看不惯”或“受不了”为由而呼吁立法禁止某些自愿交易的声音不绝于耳，这当然不值得鼓励；然而诡异的是，恰恰是像亵渎尸体这种足以引发普通人强烈生理反应的不伦恶行，一种真正伤害了公众感情、并且在成文法上也有据可依的犯罪，却屡屡被司法部门熟视无睹，岂非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