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粮食应清晰标注 辉格 2010年2月23日 近来，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于去年十月获得农业部安全审批的事情，在经过绿色和平组织和一些学者的渲染和高调抨击之后，迅速成为公众争议话题；争议的要点，从食用安全性、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潜在冲击，到基因技术的专利保护对粮食战略的隐患；最终，在一场夹杂着科学判断、公共政策评价和国家产业战略的混战中，再次落入了我们所熟悉的国际阴谋论和声讨贪婪跨国公司的老套。 从技术角度看，转基因技术确实在粮食的抗害、增长和营养等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有望带来许多此前难以想象的改进，也将是未来数十年技术创新和产业增长的重要领域；目前已经量产的大豆、棉花、油菜等许多转基因作物所取得的市场效果，充分展示了这一前景。 反对者所提出的质疑和担忧，大多是原则性的，比如，担心人工植入的基因会造出极不寻常的新物种，从而给生态系统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却少有人具体的指出，某种特定的转基因作物，会通过何种生化机制，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换句话说，反对一方不仅把举证责任完全推给了对方，而且要求其证明那些“不可预料的后果”是无害的，当对方做不到这一点时，他们要求对这些技术施以事先的禁止，而不仅是伤害实际发生之后的赔偿和惩罚。 显然，对创新者施加如此严格的安全验证责任，是不现实的，若推广到所有创新领域，将完全扼杀创新的可能性；事实上，这样的严格责任也从未施加于任何产业，这样，反对者就需要论证，为何将其施加于生物工程，就是合理而必须的呢？ 生产者制造出全新的产品卖给客户，若双方信息完全对等且不涉及第三者利益，那么无论该产品有多危险，这都是双方的自愿行为，政府和司法没有插手的余地；但通常，生产者会对潜在危险有更多的了解，也有更好的机会探测和避免这些危险，所以法律会要求他履行合理审慎和充分告知责任。 但这些审慎和告知责任不是无限的，它只适用于凭该行业通常具备的专业知识所能预见的、并且以该行业的技术水平能够成本可行的加以避免的那些危险；比如，小饭馆厨师在尝试一道新菜配方时，或许“我自己尝过了，没事”、“没听说这些料有啥禁忌”这样的审慎便已足够，但是对于面向数亿食客的麦当劳，一道新菜的安全性，法律或许会要求更严谨而全面的验证。 对于转入Bt抗虫蛋白基因的水稻，在商业化规模种植之前，要求开发者对这种蛋白的食用安全性做严格验证，无疑是合理的；如果环保组织基于生物学知识和作物驯化经验，担心该品种野化后或与各种野稻杂交后，是否会疯长为难以清除的杂草，因而要求开发者审慎验证，也不乏其合理性。 但是，诸如“这种蛋白的害处会不会在三十年后表现出来”、“野化和杂交许多代后会不会变成无法控制的怪物”之类的担忧，既缺乏理论依据，也注定无从验证，以此担忧为基础来反对转基因作物，便失去了法理依据，法律若采纳此类反对所依循的原则，我们社会的创新机会将被完全扼杀。 事实上，转基因的大豆和棉花等非粮食作物早已大范围种植，并未像转基因水稻这样引发公众的强烈反应；由此可见，人们所担忧的主要是长期食用的危险性，而不是其生态后果。 在专业人士看来，这种担忧并没有科学依据，它与其说是对生理伤害的担心，不如说是对怪异事物的恐惧和反感；对生命物的神圣感、对人为干预生命形态的反感，更强化了这种心理抵触，这是科学知识和理性分析所无法消除的。 然而，在大众看来，为何我们必须相信专家？为何我们不能凭自己的直觉、喜好、习俗和信仰，来决定相信哪些食物的安全性，或者宁愿冒什么样的风险？而要听凭一小撮专家的所谓科学判断的摆布呢？难道我们祖祖辈辈的生活，都是在专家的科学意见指导下进行的？ 是的，对转基因作物担忧的非理性，并不能免除开发与生产者的充分告知责任；当事涉个人利益和权利时，人们有权表达和主张他们的担忧，即便这担忧毫无科学道理；比如，你把蛆蛹清洁消毒磨碎后掺进糕点里卖给我，你就有责任事先告诉我，因为你完全有理由预见到蛆蛹会让许多人感觉恶心，即便你找到一百位科学家作证说这蛆蛹多么卫生无害富有营养，也不能免除这一责任。 同样的，人们有权对转基因食物保持毫无来由的反感和恐惧，从公众反应看，这样的反感和恐惧是真实而普遍存在的；这样，充分告知责任便要求开发和生产者对转基因粮食作出明确的区分和清晰的标注，在包装、运输和分销等各个环节上采取合理措施来避免其与传统粮食相混淆；如果技术和成本上可行，法律甚至可以要求转基因作物必须同时转入特定颜色基因，以确保混淆不可能发生。